■本报记者 王剑

告别“唯GDP时代”，需要转变以往的政绩考核导向，才能抑制住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的行为。取消或淡化GDP之后，用什么来衡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围绕这个话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刘俊生。

《中国科学报》：转变发展方式重在转变政绩考核体系，您认为取消GDP考核能否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刘俊生：不能直接将取消GDP考核与环境保护二者等同起来，虽然二者之间有着一定联系。

今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规划》提出，完善推动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古今中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做得都很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在少数。

很多人认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隐患也在进一步加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取消GDP考核不一定就会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必要条件。环境保护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例子。

《中国科学报》：取消或淡化GDP之后，用什么来考核政绩？

刘俊生：多年来，GDP一直是各地政绩考核的重中之重。但有些地方为了数字看起来很美，竭泽而渔吃子孙饭，重复建设漠视安全，种种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经济发展永远是政府存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没有哪个政府不追求经济发展的，只是要追求均衡发展，不唯GDP，即政绩考核指标要全面，这其中当然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不唯GDP了，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政绩观，绝非一朝一夕，一味追求速度的冲动需要靠制度来抑制。关键是各级党政部门要因地制宜出台细则，一级做给一级看，才能将这项改革措施落在实处。针对区位条件、产业发展、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生活水平等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考核细则，防止简单的“一刀切”。

《中国科学报》：怎样将民生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刘俊生：此举意在更加重视各地民生发展和经济发展质量，更加突出民生指标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政府实际上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环保、住房等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

《中国科学报》：不同地区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考核指标？

刘俊生：当然，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考核指标，因为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全国统一考核指标是害人的。

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到底应该管哪些，各级地方政府又应该管哪些？

我的意见是，中央只对全国性问题提出大致要求，省级政府只对全省性问题提出大致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市县自行确定各自的具体考核指标，当然要让人民代表大会或群众在其中真正发挥作用，各地考核指标的设计要走民主程序。要相信本地人民群众决定自己事务的能力。前几年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的设想就不错，但有待进一步完善。

总之，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目前，全国尚没有一套普遍适用的考核指标，各地有各地的。综合考核或均衡发展是个难题，但要相信各地人民的创造力。只要你放权，他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

《中国科学报》：淡化GDP之后，将在哪些方面改变官员的为政方式？

刘俊生：淡化GDP指标，强化对经济综合实力增强、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考核，并改变以内部考核、上级对下级考核为主的做法，将考核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

例如，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为政方式为均衡发展的为政方式；改变唯上的为政方式为上下兼顾的为政方式；改变“父母官”为政方式为关注民众需求的“子女式”为政方式。

将政绩的判断权交给当地民众，而非现在的上级政府或党委。谁决定指挥棒是根本问题。上级决定就会跟着上级走，人民决定就会跟着人民走，这同时决定着官员的为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