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琪

随着养生逐渐变为一种时尚，这一领域似乎也开始被各种“伪科学”攻占。从此前的“绿豆包治百病”“道家养生”，再到最近的“尿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依据国际可比标准设计并组织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公民中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仍然只有3.27%。但对比一下历史上的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公民科学素养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水平相当。可见，公民的科学素养低并不能作为“伪科学”盛行的唯一原因。况且，公民科学素养低也与科学教育和健康教育的缺失密不可分。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教育和健康教育实际上是鱼龙混杂的，各种信息满天飞，公众根本无法判断。有时候甚至出现专家与专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叫公众实在摸不着头脑。

上述调查同时表明，除科技教育外，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伪科学信息之所以能够流传开来，是科普工作没有跟上，从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公民科学素养不高，有关科学的社会问题又普遍受到关注的情况下，媒体的科普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西方发达国家，主流科学界对有关科学信息的发布基本上遵循着“no paper, no news”的原则，也就是说，值得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如果不首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发表，是不会拿来与媒体交流的。这样做保证了科学信息在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以前，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确保了研究成果的权威性。

而在论文发表后，有种种政策和机制鼓励西方科学家将成果与公众交流或者向媒体发布。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就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传播活动。在这些制度的支持下，西方科学家会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写成相对通俗易懂的新闻稿供媒体使用。媒体记者不仅要对科学新闻的语言表述进行再次编辑，还要请同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对研究内容作出评价，确保其准确性。在媒体记者按照上述程序完成稿件后，往往还会有非常资深的科学编辑负责把关。如果碰到有关人体健康或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媒体通常会请教经常联系的科学家，确保刊登出来的内容的正确性。

反观我国，首先，在信息发布的起点，作为信息生产、供给者的科学界，缺乏面向公众和媒体沟通的动力与激励。媒体抽样研究表明，中国科技类新闻信息的供给者，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一支独大，科学界自主发布信息少之又少。

而我国科学界学术自主的环境不尽如人意，学术独立性被行政化和边缘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种“砖家”层出不穷，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权威性。

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科学传播困境，而旧困未解，新困已至。

新媒体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传播源之多样化让科学传播从某种角度说更容易，但也更困难。比如任何来自科学家的科普知识都可能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人单拿出一句话，断章取义。

在这种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里，科普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好新媒体上的传播效果和尺度。现在在微博等新媒体上人们往往选择只看自己想看的，传谣很容易，而辟谣却很难。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相比于其他途径而言，大众传媒特别是科学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方面仍是“主力军”。其特殊优势在于，传媒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熟悉公众传播的语言、拥有传播的专业技能、传播速度快。而且，现代传媒已经高度组织化，具有强大的公众影响力，对于公众而言“可接近性”较强。

总之，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是一把“双刃剑”，若能扬长避短，它将成为捍卫科学尊严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