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康

1982年春，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的办公桌上：流沙前锋仅距新建县城1.5公里的现实，迫使策勒县人民政府向自治区领导告急求援。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就出生在策勒，老母亲还一直住在策勒县。作为策勒人，他自然深知风沙的凶恶；但在他离开家乡后，风沙危害竟发展如此迅速，如此严重，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出自对身处风沙迫害的策勒人民的关心，他当即拍板，在策勒县召开一个自治区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参加的现场会，并邀请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哈琳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土所沙漠研究室主任夏训成参加，共商治沙大计。

经过现场调研，策勒治沙现场会议决定，由自治区水利厅、林业厅拨出专项经费，解决治沙所需水源、树苗等；请自治区科委将策勒流沙治理列为重点项目，拨付相应研究试验经费；请和田地区行署成立策勒治沙试验站，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土所参与共建，承担业务领导，并派出专家组进驻策勒，指导群众性防风治沙；要求在5年左右取得初步成效，保住策勒县，保护策勒6万各族群众的正常生活。

一场轰轰烈烈的防风治沙的人民战争在策勒打响了！

因种种原因，策勒治沙站建在了县城，而治沙现场却远距县城10公里。尽管站上配了车辆接送，但为了省下往返的时间，科技人员中午都吃在野外，常是吃冷馕就着渠水，没有长大的树也不能提供树荫，大家就暴晒在烈日之下，没有多久，都变成地道的农民模样，没人介绍真不知他们是誉满国内的治沙专家。难得的休息日，他们也尽量走访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曾被联合国专家组亲切称为“刘红柳”的刘铭庭研究员常常在治沙站外的大街旁，挂上“免费补塑料鞋”的牌子，一坐就是一天，数十双脏臭的鞋在他的手中变旧为新。课题负责人张鹤年在20世纪70年代曾患肺结核，没日没夜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使他一次次地旧病复发，他却没有因此离开战场。

策勒站是新疆生土所最远的一个野外台站，往返一次4000多千米，课题费紧张，他们都尽量坐汽车往返，很少坐飞机；当时一走至少要七八天。因此，尽管都有人口多的家庭负担，大家都坚持在站，一年在家呆的时间至多只有两三个月，也多是因年终总结工作所需。

策勒县城的威胁被解除后，策勒站的科技人员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治服流沙，只是帮助各族群众挖了“穷根”，一年300多元的收入，距脱贫还有相当距离。中国人对生活的追求，至少是“安居乐业”；控制住了流沙，使群众重返家园，只能说是做到了“安居”，下一步，就该帮助群众“乐业”了。

（本文节选自《把握地球生命脉搏的梦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