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宁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走进旧纸堆，走到留下无数传奇与韵事的梁思成身边，看他留下的文字、设计草图，研究他的专业理念，体会他的社会志向、现实处境，还有他身不由己的挣扎、错了也无法再回头的选择……

他写的是梁思成，但涉及的是那个时代；他写的是历史，但关注的是建筑的当下与未来。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朱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1缘由

在中国，修建巨型建筑不是独特的现象，中国热情地拥抱变化，却缺少“对历史的后悔”。

朱涛写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梁思成，但促使他写梁思成的原因却是今天的中国建筑。

2006年，37岁的建筑师朱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涛在学校的一次讲座里听到德国建筑师奥雷·舍人讲述在中国的经历。舍人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和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当时他们正在设计的项目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最常见的质疑：设计这么一栋巨大、张扬的楼是不是有违建筑师的伦理？舍人的回答理直气壮：首先，央视的巨大尺度不是建筑师的选择，而是业主自己决定的；其次，“这就是万事皆有可能的中国！”

舍人在讲座上说：“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一个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路上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有一种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还有一种特殊质量——不后悔。西方精神中长期就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化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状况的粗暴抹除……”

“他这番话刺痛了我的心。”朱涛告诉记者，“对外国建筑师来说，中国是开盛大party的试验场，只要操纵好有限的中国知识，就可以玩得尽兴，赚得盆满钵满，再回到西方建立起自己的‘新’话语。他们很少真正关心中国问题，因为埋单的不是他们。问题只有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自己消化：生态环境、城市规划、人口就业、土地……”

朱涛心里明白，更可怕的是，舍人是对的。那所谓“神奇拥抱变化”的“能力”和“不后悔”的“质量”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问题的死结，它方便了来来去去的人们大赚快钱，却把伤口更深地锤进土地和每一个居民的灵魂里──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国人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后，有多少人还对历史进行后悔，或者有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而过去这些历史又真的充满了无数个大的社会和人的灾难，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地后悔，值得我们好好地反思。”

这也成为朱涛最初写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的缘由。

2核心

分析建筑设计风潮的变化和建筑与社会的关系，都离不开对梁思成的考察。

国庆工程是北京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兴建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项大型建筑工程。这些工程在建筑史上的资料非常少，但是从官方的宣传资料上，它们被《人民日报》社论认为是“大跃进”的产儿，是中国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成就。

“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深入的案例分析，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个知识鸿沟那么大，以至于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同一个时代。”朱涛感慨说，“我希望把社会史和建筑史联系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大跃进的语境里探讨，人们是如何动员、组织，通过设计、技术创新、人海战术把它修出来的，它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如何互动，这些都是我的研究问题。”

2009年，朱涛修改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从“欧洲古建筑”转向研究“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国庆十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时时为一种现象感到困惑，我把它称作‘建筑的任意化现象’。”朱涛说，“建筑任意化更深刻地表现在建筑生产和社会状况巨大的断裂。为了更充分地理解1958年、1959年的历史瞬间，需要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而在这一段历史里，无论分析建筑设计风潮的变化，还是建筑与社会的关系，都离不开对梁思成这一中心人物的考察。”朱涛回忆，这也构成了《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最核心的内容。

3手法

写作这本书是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有点像“倒褪鱼鳞”似的写作。

“我经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本书的写作，那就是‘倒褪鱼鳞’。一个历史你可以顺着摸，像摸鱼鳞一样，每一个鳞片都是顺的。”朱涛认为，“写作这本书是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探讨它们以何种方式影响今天，所以能产生出今天的问题。”

本书的封面是梁思成当年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时与国际建筑界在一起进行交流的场景。“我写整个书的中心内容是1949年到1959年，而这张图片恰恰是1949年以前的。”朱涛解释说，“但是反过来一想，可以说这张图片是梁思成也是中国建筑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建筑在某一刹那曾经与世界建筑接轨过，梁思成和他同仁的工作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探讨一下子提升到国际水平，跟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受他们的激励，再回过头来推动中国建筑。”

书中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用梁思成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串联起史料的。”朱涛说，“如果说1920年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是靠这套史料把相关的历史资料串联起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4意义

历史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在朱涛看来，今天政治运作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的情况仍随处可见。 “全国上下，从一、二、三线城市到县、镇，都在疯狂圈地，修建庞大的没有馆藏的博物馆、没有演出的歌剧院等，无数非理性的建筑生产活动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国家有非常宏伟的愿望。”朱涛说，“但这样大尺度、高速度的开发，会不会又造成一个一个虚妄的大跃进？它的灾难防御措施在哪里？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都不会后悔的民族，如何能保证不重蹈灾难？这些是我在写到书的后半部时常想的一些问题。”

朱涛指出，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急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空间史写作是其中最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于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是如何与这个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并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