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
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给留学生上过一段时间的汉语课。我教的学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和朝鲜。两国的学生人数都不太多，各自都不超过十个人。朝鲜学生能认得一些汉字，至少他们能写自己的汉字名字，而巴基斯坦学生学汉语，主要依靠汉语拼音。
巴基斯坦学生要学汉语，对他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他们的听、说、写都必须依靠汉语拼音，而读，对他们来说，基本行不通。他们来中国留学，听课主要还是听英语课。但是他们国内要求他们必须学汉语，所以再难，他们也得学。拿着课本，只能照着文字上面的汉语拼音来朗读。如果要说汉语，他们往往先把要说的话用英语写出来，然后再请老师把汉语拼音的句子写出来，他们就照着这个汉语拼音来说汉语。这种办法显然不是学说汉语的正确方法，但是对于短期内能搭上两句汉语，倒也不失为一种速成的方式。
巴基斯坦学生中有个同学特别认真，也特别努力，上课总爱积极发言，寻找一切机会来说汉语。虽然他后来也没认识几个汉字，但是他总是尽一切努力学说汉语。他也跟我聊他家里都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之类，也尽量用汉语来说。有一次，我乘公交车时，正好也看到这位巴基斯坦同学，他用汉语问我：“你去哪儿了吗？”当然，这个问句有点别扭。因为在汉语中，这应该是类似英语的特殊疑问句，而特殊疑问句尾是不应该加上“吗”的。可是这位巴基斯坦同学以为只要是汉语中的问句，就一定要加上这个“吗”字。所以虽然我听着他的这个问题有点别扭，但我也还明白他的意思，是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了他，然后接着聊了几句。
这些巴基斯坦同学都是来读学位的。他们年龄也都不算小了，一般拉家带口，有三十好几了，有一个同学都有点谢顶了。我在课余跟他们聊，只能用英语，因为他们的汉语实在太有限了。那位谢顶的同学说，在巴基斯坦，男人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我表示不太相信，他却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好像对此也不太在乎，说反正也不用考虑太遥远的事情。
朝鲜同学大多比较内向，学习很用功，只是不太爱说与课程无关的话。也许这在别的课程上是优点，但在汉语课上，我就是想让他们多说话，这不爱说话可就是个麻烦事。当然，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汉语还不够好，所以不愿意露怯。这倒跟有些中国同学比较相似。不过有一位姓赵的朝鲜同学，汉语说得真不错，有东北口音。我说，你都说得这么好了，还上汉语课干什么，他说，他还没认识多少汉字，所以想多学一些。赵同学也成为我与其他朝鲜同学之间沟通的重要中介。他们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一般也就通过赵同学跟我说。有一次，我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提到南朝鲜的国旗有阴阳鱼和八卦的卦象。在第二天上课时，赵同学跟我说，我在课上提到南朝鲜，他们不高兴。意思是我在课堂上以后就别提南朝鲜什么事了。我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
朝鲜同学中也有比较活跃的，有一个同学叫金首日，年纪比其他同学都大些。他的汉语水平并不高，但是很喜欢学，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虽然他发音并不标准，但是喜欢说个没完。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学得好不好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学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个同学叫两京日。我不知道他们取名字时为什么都喜欢用“日”这个字。这是朝鲜人取名字的惯用字呢，还是因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名字里都有个“日”字，还是他们也喜欢用领袖的名字给自己取名呢？
因为朝鲜同学的汉语水平比巴基斯坦同学的汉语水平多少还要高出一些，所以上课时我也讲一些中国的诗歌之类，比如，我讲得比较多的是毛泽东的七绝诗。因为七绝比较短，他们学起来不太长，好记，而且我讲起来也比较省事。比如，我讲过毛泽东的《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然后一句一句地给他们讲。给朝鲜同学讲，显然不能用英语，只能用最简单的汉语，再加上用手势来比划，他们多少也能明白一些。
朝鲜同学对老师的尊重是比较突出的。他们看到老师都非常礼貌，毕恭毕敬地打招呼。有一次，学校橱窗里展出我们教研室得了一个什么奖教金的照片，其实那个奖钱特别少，我们得奖的等级也是最低一级，所以我都根本不好意思提。可是朝鲜同学看到了照片，再见到我时，表示为我感到很高兴，祝贺他们的老师得到了奖励。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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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4-04-25 第8版 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