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新红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农园，十几个学生在一起读福柯的书，后称为福柯小组。他们中有李猛、强世功、郑戈、赵晓力等，都在学术界很有一番成就。在赵聚眼里，福柯小组是学术界的传奇。
出版人、藏书家吴兴文在台湾也办过一个读书会。他当时在一家出版公司，认识很多常常买书、不同职业的人，于是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得到著名作家林海音以及一些学者的支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阅读大国。作家、学者刘柠以其对日本深度细致的观察著称，他介绍，日本的读书会非常有传统，有的读书会甚至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日本一些大家、作家的回忆录，都有自己青年时代加入某个读书会、学习会的经历。
刘柠自己参加了三个读书会，都与中国问题有关。读书会成员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朝日新闻》报社记者等，都是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定期举办读书会，方式是每个人各自读不同的书，然后就一个主题讨论。
“读书是一己之事。但读完书后，可能愿意和别人交流一下。”作家止庵认为，交流有两种，一种各读各的、各自谈各自的，另一种是大家约好了读一本书再深入探讨。这两种方式，他更倾向于后一种。
止庵曾和作家张悦然办过两次两个人的读书会，第一次是各自看一本书，讨论了三四个小时；第二次是就四本书谈的，之后整理成文发表在《鲤》杂志上。
“应该讨论的是一本书好在哪儿，作者的心得在什么地方，真正有意义是在这儿。比如一本书写得好，我给大家念一段，或者谈谈这个细节为什么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止庵认为，读书会不宜过大，10人左右比较合适，人多的话，不但共同读一本书不大可能，而且讨论也不能深入。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从另一角度表达读书空间问题，他认为，有的读书会能盈利、有运营收入，还与品牌、名人挂钩，这不是发展方向，“读书会属于个人生活，可以不要造势，不一定要搞多大的场面。我更赞赏纯公益组织起来的”。
“读书会是一种雅集。”止庵说，他建议把形式弄得多样一点，比如可以把读书会放在旅行里，大家去一个地方读这个作者的书。
刘柠很认同读书会，他认为分享是一种快乐，这种分享需要借助于媒介，以媒介为通道或平台分享读这本书的快乐或者不快乐，互动能激发出创意和思想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会非常必要。”
就目前国内读书会的阅读内容来看，有读国学经典、人文社科经典书，也有读家庭和儿童教育方面的书，还有读与自己职业提升有关的书等等。
对此，止庵认为，读书应该读非实用书。“实用的书，不用人去组织，他自己就会读，提倡这个没意义。”止庵说。
“读书应该读没有实际用处的书。这是读书会的前提。”因此，止庵说，如果太忙碌就没精力读书，“读书慢慢会成为生活中比较奢侈的行为，应该是有钱、有闲之后。”
《中国科学报》 (2014-04-18 第17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