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中国科学报》：从事中国现代化研究十余年，你经历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传启：最大的困难来自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认识。经典的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迎来一段黄金年代；70年代开始，国际上出现反现代化运动，比如后现代主义；直到80年代，西方出现生态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将现代化研究重新拉回正轨，但只有少部分人在做，没有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主要是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做，基本沿用了经典现代化的理论，在西方学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体系下进行中国解读，还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内容。
所以，当我们提出现代化的科学认识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时，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和反对。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国家政策之后，我们有了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十多年的积累，才开始被大家慢慢接受。
《中国科学报》：面对这些困难，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现代化研究？
何传启：坚持或者不坚持，对于科学家而言只是一个方面。科学家的职责还是尊重事实，这与社会科学家有一定的区别。他们解释性、描述性的成分多，而这往往受到个人知识背景的影响，带有个人色彩。
我们认为，现代化研究就像爬山一样，你可以从社会科学的“南坡”去爬，看到一种景色。我从“北坡”往上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看这座山的风景，也得到一种解释。最后，我们到达山顶，会合于一处，才能看到整个山的全貌，也就是现代化的全貌。所以，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研究的交流平台，统一战线。
《中国科学报》：就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而言，当前的发展形势如何？
何传启：我们曾经作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2000年到2010年，全国的现代化研究论文比过去50年研究论文的总和还多。可以说，我们进入了现代化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学界认识到，现代化是国家的长期目标，但目前我们对现代化知识、规律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停留在经典理论范围内的研究，事实上跟国际前沿差距很大。因此，从自然科学角度介入现代化研究，仍需要一个被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作为一项基础研究，我们的研究宗旨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服务于国家目标。
《中国科学报》 (2014-04-11 第9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