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森
前不久国家推出以房养老的新政，引发人们热议,多数人对以房养老表示质疑和不信任，原因主要有：以房养老操作起来难度大，涉及房价、寿命、法律、政策等，具有多重风险；目前以房养老的产品设计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以房养老市场混乱，老年人很容易受骗；从传统观念上，许多老人认为房产应该留给子女,由子女来承担养老的义务，而不是把房子押给商业机构来养老。因此很多老年人宁愿生活很拮据，也不愿意抵押房产。
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加速，短期内各种养老产业、养老地产的政策频发，新的养老方式纷纷出炉，国家养老、社会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让人眼花缭乱，老年人消费市场、银发经济成为资本分割的蛋糕。
然而，是否有人想过，包括以房养老在内的层出不穷的养老新概念，有多少是真正为了老年人着想，又有多少是为了经济利益？
养老制度的完善或许可以解决老年人的物质赡养问题，但对老年人来说，精神赡养是更迫切且重要的。
有研究指出，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口比例不亚于物质赡养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口比例。在城市，有23.8%的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独，在农村该比例更是高至35.1%。
近十年来，由于人员流动性的增强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在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缺失都成为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父母与成年子女异地甚至异国而居的情况使子女们很难在工作、照料下一代和照料父母之间寻找平衡，精神赡养在时间和空间资源上得不到保障，往往就变成了空谈。
几千年来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与国人渐行渐远、难以为继。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精神有所依托、与晚辈感情上有所交流、享受天伦之乐的氛围逐渐淡化。
不得不说，这些并不是“银发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
物质资源的缺乏可以由国家或社会提供，但亲情慰藉的最好归宿还是在家庭中，在子女嘘寒问暖的关怀中，在子女与老人的日常交流和沟通中。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退出了原有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的互动越来越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还可能面对丧偶、独居、空巢等情况。这一系列问题导致许多老年人感到寂寞无助，容易产生消极、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
而晚辈对老年人的孝敬却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往往因为工作忙、压力大、时间紧而减少看望、关心老人的次数和时间，一味以物质、金钱来“搪塞”父母，认为只要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就可以了，因而使得家庭养老中晚辈对老人的精神安慰作用成为一句空话，家庭精神养老的功能逐渐弱化。
早在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国际卫生组织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观点，即通过倡导积极老龄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实现尽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期生活质量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层次分明的“养老蓝图”：国家层面关注养老金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与养老问题相关的制度、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社会层面关注创造一个接纳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氛围，注重老年人的人权，尊重老年人的选择，消灭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让老年人融入社会，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家庭层面关注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关怀、理解和陪伴；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来说，老年人也应当自我慰藉，进行“精神自养”，重建心理年龄。
由于精神赡养的主体是老年人自己，是养老行为的主动者，因此老年人应当在精神需求上尽量做到自我满足。如果老年人自身不善于享受精神生活，不善于享受生活的愉悦，那么子女、家庭或社会所提供的精神慰藉也是很难奏效的。
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关乎制度，关乎发展，也关乎人性。
老年人养老真的不需要太复杂的方式，他们所要的非常简单：稳定的生活，亲情的慰藉。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回归养老的本义，更多关注老年人的内在需求，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中国科学报》 (2014-04-11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