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由于偶然的因素，学化学和材料学的我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

 

1960年2月，我于苏联完成学业回国，成为同批留苏学生中第一个通过论文答辩回国的人。当时正值“大跃进”结束，国家和中国科学院开始重视基础研究，恢复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物理所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陆学善先生，由于有心脏病，不能天天来上班，急需一个助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分配到物理所，担任陆先生的助手，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偶然。

 

我怀着惧怕的心情来到物理所，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化学，留苏学的是金属材料，物理基础较差。通常认为搞物理的人比较高傲，考大学理科最高分也多是学物理的。两者思维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搞物理多是演绎法，搞化学更多的是归纳法，因此沟通将会有一些困难。到了物理所，又耳闻陆学善先生很严厉，上班只能做实验工作，如果实验记录和报告的阿拉伯数字写得不规范，将被罚抄对数表。我就是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开始了在物理所的科研生涯。

 

开始工作是艰难的。研究组主要设备据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陆先生由英国带回的Raymax可折式X射线发生器，外加比长仪和显微光度计。所需的X射线不同辐射波长靠自己镀不同材料的靶，设备条件无法与苏联科学院相比。根据研究工作的需求，且不浪费X光照片，由陆学善先生亲自设计各种不同直径的粉末衍射照相机，张道范同志绘制加工图，由物理所工厂加工Bradley-Jay正规装片法的德拜-谢乐型X射线粉末衍射照相机（其中一种直径为14cm的照相机现陈列在D楼2层橱柜中）。这些相机的加工精度要求十分高，装照相胶片圆柱面的轴线与样品转动轴线必须同轴线重合，一次加工完成。后来这些相机还作为物理所赠送给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的礼物。由于可折式X射线发生器经常漏气，W丝挥发，沉积在Be窗口上，不时需要清洗、抛光Be窗口。尽管Be粉末有毒性，但大家仍不分彼此，都争着去清理。没有炉子自己做，我们通常安排在星期六大家一起动手，绕炉丝、装耐火砖、填Al2O3砖和石棉粉保温，搞得满脸是灰尘。之所以安排在星期六下午干这个事，是因为当时只有周六傍晚澡堂开放，干完可以洗澡。

 

物质相变的测定需要热分析仪，我们也自己设计，由物理所工厂加工。特别是吹制异形石英器件，具有较大的难度，工人师傅高超的技艺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没有程序升温仪器，我们用变速器带动经稳压的变压器连续升温。精确度虽然不是很好，但基本上可用。衍射线的积分强度用求积仪，数据计算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为提高实验结果的精确性，陆先生注意实验操作的每一环节，为获得细锐的X射线衍射图谱，用女同志细头发丝粘制粉末试样，为正确判读衍射线的位置，用蜘蛛丝制作显微目镜中的十字叉丝。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目睹陆先生从事科研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格规范的科学方法，严密细致的思维判断的“三严”精神和献身科学精神，深受熏陶。

 

1965年国防科委有关负责同志到物理所提出有关地下核试验测温装置的研制，征询物理所是否能够承担。当时与会者谁都没有把握，只是承诺回去考虑后再议。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并结合多年试验工作经验，我提出了X光分光装置测定核爆炸温度的实验方案。这一总体思路被国防科委采纳作为一种测温方案。在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测温工作中获得成功，为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这件事使我深刻体会到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实际上我从事X射线晶体学研究工作时，绝没想到会对国防工作有所作为，但一旦掌握了基础知识，心系国家安危，就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何结合国家的需要，定位研究组的研究方向，扬长避短，结合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就成为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研究组在我国首先开展了相图在晶体生长工作中应用的研究。相图研究结果为解决晶体生长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热力学依据，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同行广泛的重视和肯定，从而确定了无机功能材料的相关系、晶体结构及其与物理性能的关系作为我们研究组的研究方向，它是材料科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

 

由于圆满完成国防任务以及我们研究组在X射线粉末衍射晶体学和相图应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得到同行的好评和科学院以及物理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陆先生向科学院申请进口先进的X射线粉末衍射仪，得到当时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的支持。随后在物理所领导的支持下又进口了综合热分析仪、低中温（液N2-800℃）比热仪，至此课题组的设备具有国内从事相图、相变和相结构的一流水平，达到国际相当水平。十分感谢物理所的领导在当时科研经费非常紧张的条件下，为我们研究组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工作条件。

 

1983年底我被调到我的家乡福州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任所长。任职满一届后，当时科学院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辞职获准，但挽留我留在物构所工作，可提供与物理所相似的实验设备条件和优于物理所的生活待遇，希望我能够为家乡的科技事业作贡献。我考虑再三，认为物理所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和谐的同志关系、宽松的学术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无拘束、无保留的学术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帮助，多学科相互渗透，在这种环境下有可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有可能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任职期满后，我还是回到物理所工作。（作者系中科院院士 选自物理所所刊）

《中国科学报》 (2014-03-31 第7版 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