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习惯于小尺度算计，而人文学科习惯于大尺度权衡。当然，不是说大尺度就一定好，而是说要在各种观念间找到平衡，不能过分强调当下需要就不择手段。
■刘华杰
作为科学文化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书法、诗词、文笔以及宽容，在圈子中无人能比。《科学外史》讨论的是据说很枯燥的科学、科学史问题，但是晓原的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思想与文采俱佳，阅读起来完全是一种享受，全然不觉晦涩难懂。
由49篇短文组成的文集原文来自晓原持续服务的多个报刊专栏之一《新发现》。在此持续7年的专栏只是他“练摊儿”的多个场子之一。这令我想起常写专栏的美国生物学家、作家托马斯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托马斯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长期撰写优美的科学散文，结集后曾获得两个类别的国家科学奖。古尔德在《博物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一写就是30年。
《科学外史》中多处谈到霍金。霍金算得上知名科学家，但绝对算不上某媒体忽悠的爱因斯坦之后最牛者。在其专业之外，他的话大可不必当真。比如他就分不大清伽利略写过的两个不同的“对话”；他相当外行地声称300年后人类不移民太空就无法生存；他把“根据模型为真”的反实在论科学哲学常识当成重要发现写进《大设计》；他还说过一个无害的谎言：《时间简史》中多一个公式就能吓跑一半的读者。如果那是真的，书中仅有的一个公式也一定会删除的，否则他和出版商都不理性。
《科学外史》第33篇讲前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与前苏联海军少将福明的故事。在传统理解中，科学家若与政客或者军人PK道德素养的话，毫无疑问科学家会胜出。其实，这种缺省配置是非常成问题的。
讲故事的人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他对名星科学家萨哈罗夫推崇备至，显然并无恶意。故事说的是，萨氏兴奋地提出一个鱼雷计划——相当于发展后来的潜射核导弹——重创敌方港口城市。萨氏欣喜地向海军少将福明建议这种大规模屠杀方案，不料这位军人十分反感。福明说军人只习惯于跟敌方的武装部队战斗！对非武装的居民实施攻击是这位职业军人不“习惯”的。萨氏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件事，不过又为自己辩护“我只是个工人”，意思是只是个干活的，政客要杀人，自己不得不帮忙。波普尔指出，所有德国战犯都这么为自己辩解，东京审判时那些战犯也是这样为自己开脱的。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科学家的萨哈罗夫不愿辜负自己的智力，当时主动出谋划策，却碰了一鼻子灰。好在萨氏当时收到福明的反馈立即就“觉得丢脸得要命”。
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萨哈罗夫以及前苏联武器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美国武器设计师马克沁等都不能算“坏人”，他们的建议或行动都有相当正当的理由，甚至是正义的象征。但是长远看，情况会反转。AK-47并没有带来和平，相反死于其枪口的人数不下百万。于是，不得不引出尺度的概念。正当与否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尺度而言的，正如霍金终于搞明白的“真假是相对于模型的”一样。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考虑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习惯于小尺度算计，而人文学科习惯于大尺度权衡。当然，不是说大尺度就一定好，而是说要在各种观念间找到平衡，不能过分强调当下需要就不择手段。
英国科学史家萨顿讲过喜恰帕斯和西塞罗对待占星术的一个例子，以说明外行是正确的而专家却是错误的。喜恰帕斯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不抨击占星术，而西塞罗作为古罗马的哲学家，本是这个领域的外行，却看透了如洪水般汹涌而至的占星术的危害，并敢于抑制。萨顿说这并非个案，在科学史上，非科学人士促进理性进步的例子不少。此时又有多少科学家有意无意利用“天文学”与“占星术”之难解难分而为当代“占星术”寻找论据呢？
晓原在此书中以及在别处都讲过西方科幻的两种传统，并以克拉克的《太空漫游》与奥威尔的《1984》对比。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今日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代表的前一个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代表的后一个传统来反思它。”整体而言，中国科幻作家并不反省科学技术。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感受，韩松看了《地心引力》之后在博客上给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判断：“正是长期拒绝接受人类拥有的一些普世价值，才是中国拍不出科幻片的最根本原因。”
晓原还论证爱因斯坦原来是“民科”，并且在无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迎来了1905年的奇迹年：在这一年有多项诺奖级的成果发表。没有经费是真的，但说他是“民科”我不同意。“民科”其中一个特点是“无法与科学共同体交流”，而爱因斯坦不满足这一关键项。
《科学外史》，江晓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中国科学报》 (2014-02-28 第19版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