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从法国南部山区一个贫困小村庄走出来的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打小就对自然界的事物特别感兴趣。他自诩为“虫子观察迷”，并且“具备观察的细胞儿”。但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数学一度是他“压倒一切的大事”，他甚至曾经“对自己采取了强硬态度”，可劲地要将虫子从自己心中排斥出去。
1849年，在被派往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中学教物理和化学时，来自大自然的诱惑让26岁的法布尔难以抵挡。特别是在结识了一位名叫摩根·丹东的博物学家后，法布尔更动了改弦易辙的心思。摩根·丹东似乎也看出来了。他诚恳地对法布尔说：“就此放弃您的数学吧。没人会对您的公式感兴趣。到虫子这边来，到植物这边来。如果正像我所感受到的一样，您的血管里藏着某种热情的话，那么您一定会看到有人将等着听您的话。”
1854年，法布尔获得托尔斯大学博物学学士学位。他选定昆虫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仍兼教职。间或到野外观察昆虫、撰写观察笔记，或者做一些相关实验，还抽出时间创作了不少天文学、化学、动植物方面的科普读物。而他根据昆虫生态观察记录撰写的论文，也陆陆续续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不过，这样的文章读者毕竟十分有限。法布尔忽然萌生了写书的念头，并且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条件优越：多年来一直带着浓厚的兴趣持续关注昆虫，都是近距离地切身观察，相关记录非常仔细、翔实。他设想，书的基本体例，就是撰写一篇一篇、一组一组的专题散文，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并融入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1879年4月3日，《昆虫记》第1卷出版。这一年，法布尔56岁。同年他买下一块荒地，将其改造成自己的居所、书房和工作室，“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他的初步打算是，大约每3年推出一卷《昆虫记》。平日里，在观察、实验、研究的空隙，法布尔于纸面上则以艺术的手法来表达科学观察的结果，捕捉活脱脱的精彩瞬间，将他钟情的种种昆虫——蝉、螳螂、蚱蜢、蟋蟀、蝎子、松毛虫、圣甲虫……用朴实、清新的笔调一一描述呈现出来。这些，连同他那不时诉诸其间的洞见与省思，还有自己成长、奋斗历程的叙述，俨然汇成了一曲生命的礼赞！
时光悠悠。法布尔一直过着清贫而又充实的生活。步入中老年之后，他已因《昆虫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被冠以“昆虫世界的荷马”等美名。80岁时，法布尔着手写《昆虫记》第9卷，他写信告诉弟弟：“我好像可以长生不老，现在仍在继续昆虫研究。”而且“越掘越深，觉得自己的锄头朝着越来越有价值的无尽宝藏挖下去似的”。
1907年，《昆虫记》第10卷出版。此时法布尔已经84岁。两年后，他又写完有关萤火虫、甘蓝菜上的青虫这两个篇什，并打算以此为基础撰述《昆虫记》第11卷，但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1915年10月11日，92岁高龄的法布尔离开了人世。
《昆虫记》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中文选译本，书名除《昆虫记》外，还有《昆虫故事》《昆虫的故事》《昆虫物语》《昆虫的生活》等。199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之“世界科普名著精选”丛书收有王光的选译本，名为《昆虫学忆札》。该书“译者跋语”正名说：“昆虫记”3字，直观感觉是“记述虫子的事”，但法布尔的10卷本原著并不仅仅是虫子的事，也不仅仅是记述。作者给自己巨著确定的法文书名意为“许多在昆虫学方面的往事”，并加了一个副标题：意为“有关昆虫本能及各种习俗的研究”。正题是全书内容和体例的高度概括，副题则强调作者要解决的昆虫学主题，是一种带哲学和历史意味的命题。
经过反复思考和实际考证，王光觉得，用“昆虫学忆札”5个字译出书名更符合法布尔原意。这并不是“科普小品”性质的著作，而是文学价值极高的“世界科普名著”。确立新本《昆虫学忆札》的重要版本意义，对开发“法布尔宝库”的中国读者是有益的。笔者颇以为然。
《中国科学报》 (2014-02-28 第18版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