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庆
2004年1月27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发生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的禽只死亡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当天，中国农业部即通过官方通讯社向全社会通报了这一疫情。
中国首次正式对外公布重大动物疫情，这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引起轰动。
贾幼陵，便是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布制度的推进者之一。
1967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戴着眼镜、脸上焕发着青春意气的年轻人，正向亲友挥手告别。他即将奔赴内蒙古。
那是20岁时的贾幼陵。从北航附中毕业的他，原本将出国学习做一名外交官。然而“文革”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父亲被打倒，贾幼陵的外交官梦也随之破灭。他作为知青到内蒙古插队，伴随着恶劣的环境和未知的前途。
在内蒙古，从不坐等命运选择自己，贾幼陵习惯主动出击，在有限的选择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坐标——抄起简陋的器械，这个从城里来、爱动脑子的学生，成了草原上边干边学的赤脚兽医。
多年后，他将给牲畜看病的活儿做到了国内最顶尖——曾任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农业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中心顾问。“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等荣誉也从侧面印证了他职业生涯的高度。
如今虽已退休并迈向古稀之年，但思路清晰的贾幼陵还是能快速说出关于畜牧业的各种数据，3个小时的访谈并未让他显露疲态。
近年来，他把余热主要发挥在了提高国内兽医教育水平上。这位身上带着知识分子深深烙印的前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职业尊严感。他坚信“搞技术的人要说实话”“科学家只讲对错”。
他干了大半辈子兽医，喜欢有一说一。
极端逆境 “野蛮生长”
面对问题，贾幼陵喜欢坦诚相对：“我治死的牲口比治活的要多。”
刚开始学做兽医时，一次他给一匹病马扎针，结果一百多针扎下去，还没找到马的静脉，而马脖子已被扎烂了。
在寒冬的野外若赶上要生产的牛，这位年轻的兽医师需要把皮袍子脱掉，把手伸进牛的产道里为它接生。受牛子宫强大的压迫力，往往是整个手臂伸进去后，马上就麻木了，然后再换另一只手。周遭天寒地冻的环境，令贾幼陵胳膊上的血迅速凝固。
一次次实践，他积累着经验，“死在手术中的牲畜我都要解剖。”贾幼陵说。他所在的东乌珠穆沁旗生产队，每户牧民家他都住过，有时忙完一天，晚饭时拿筷子的手抖个不停。
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补充专业知识。渐渐地，这个从北京来的书生大夫水平越来越高。他能老练地把手伸进母马的直肠去摸卵巢，准确判断出卵巢是否发育，是否在12小时内排卵。
此外，贾幼陵还不得不和严酷的环境战斗。到内蒙古的第一年，他便见识到了暴风雪的威力。在躲避风雪的迁徙途中，他放牧的1000多只羊有一多半死在了路上。羊死去的场景令他一生难忘：他看见哪只羊走不动了，就把雪铲开，让它吃几口干枯的草。一次，一只羊实在走不动，他就用两张羊皮为它搭了个小棚子。第二天早上，贾幼陵发现，那只羊还是没挺过来。羊越死越多，僵硬的尸体垛成了羊圈，为活羊遮挡风寒。
“搬家是家常便饭。一年得搬40多次，一冬天往往就得搬20多次。”贾幼陵回忆道。
极端的逆境反而激发了他的“野蛮生长”。不过面对困难，他并不蛮干，而是牧民眼中的有心人。
贾幼陵喜欢观察牲畜爱吃什么草，然后拔几根尝尝。有时尝得多了嘴都会肿起来。品种越尝越多，他也逐渐从“尝百草”变成了“识百草”——能辨认出四五百种不同的牧草，并能说出它们的蒙语和汉语名。
突发事件 临危受命
自插队后，贾幼陵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是在5年以后。而他在内蒙古的12年，有10个春节是和牧民一起度过的。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被调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长。3年后，由于业务能力突出，他被调回北京，进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2003年，贾幼陵原本萌生退意，却没成想紧接着经历了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一系列重大动物疫情暴发。于是，这些突发事件把贾幼陵推到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
对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烫手山芋的角色，贾幼陵并不发怵：“我一直没有脱离基层工作，心里对实际情况非常清楚。”曾有人建议他照本宣科，但他觉得那样就失去了新闻发言人的意义。面对国内外记者的提问，他能随时调取大脑中存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言之有物，有一说一。
他的底气来自于扎实的基层经验。这种经验，往往来自于突发状况甚至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的经验又保证了危机时刻的恰当应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撼动了整个中国。贾幼陵马上意识到：“四川是个养殖大省，震后不知会死多少牲畜，大灾之后往往伴有大疫，必须立即启动消毒和无害化处理。”
14日凌晨1点，贾幼陵作为农业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到达成都，随即奔赴灾区。
尸体腐烂的味道，透过两层口罩钻进贾幼陵的鼻子，刺激着他的神经。多达3500万头畜禽死亡，它们像一个个随时可能引发生物安全灾难的定时炸弹，在贾幼陵耳边滴答作响……他紧急调来1000多吨消毒药品，组织起19700多人投入到震区动物防疫消毒任务中。
在贾幼陵的指挥下，每块区域救援人员一旦搜索完毕，消毒人员立马跟上，向着震中步步推进。其间，他先后深入4个重灾区，而他领导的整个防疫队伍则对累计16亿平方米土地反复进行了消毒处理。
时任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担心年过六十的他身体吃不消，劝他早些回京休息。而年龄却成了他拒绝的理由：“这么大的灾难罕见，我年纪大了经验多。”
老骥伏枥 志在教育
采访中，相对于自己的故事，他说得更多的是对国内兽医临床经验不足、教育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担忧：“我国兽医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我国兽医学科的发展和兽医教育的国际化十分不利。”
在世界各国，兽医都是一门强调临床和实践能力的学科。“一个兽医不会看病，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而在我国重科研、轻临床的兽医教育体制下，贾幼陵却遗憾地发现“一些兽医教授都不会给马插胃管”。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学兽医本科教育大部分为4年制，少数农业大学恢复到5年制。与国外教育相比，我国不重视临床兽医学教学，也缺少完备的教学兽医院设施。“绝大多数毕业生无临床经验，上不得手术台。”
而国外兽医教育学制为6~7年，其中2~3年预科、4~5年专业学习（包括1年专业实习），9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即能取得执业兽医资格，只有3%~5%的毕业生继续读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
贾幼陵这样分析兽医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兽医在保障动物源性食品供应及安全，预防人畜共患传染病，开展生物医学和比较医学研究及保护国家农业和生物安全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兽医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兽医执业水平，进而影响到国家对动物疾病及人畜共患病的防控能力。
为此，在2011年，他联合中国兽医协会等单位以及美国6所知名兽医学院，共同发起“选派优秀学生赴美留学DVM项目”。
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即兽医学全科医生。在贾幼陵看来，美国的兽医教育拥有举世公认的全球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和严格的准入和认证体系，是训练最严格、最规范、水平最高的兽医教育体系。
贾幼陵希望通过精英留洋的方式带回先进经验。在他的推动下，上述项目得到了国家基金委的支持，成为现实。
此外，对于国内教育，他借助全国政协委员身份，通过提案呼吁加大兽医教育投入，尽早引入职业兽医教育机制。
对此，教育部2012年答复称，在1.8万元的基础上，“2013年将进一步提高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动物医学本科专业生均拨款到2.7万元”，并承诺“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林高校开展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加强临床兽医教育，强化兽医临床实习”。
退休前，贾幼陵通常是每天早晨6点半到单位，晚上7点半下班。而且由于动物疫情在节假日更易暴发，赶上过节他往往也没得歇。
如今退休了，心里放不下兽医教育问题的他没能拒绝内蒙古农业大学的邀请，出任其兽医学院院长。上任前，他提了几个“条件”：“将兽医学院从畜牧学院中独立出来；把学制从4年延至5年；壮大学院的实验兽医院。”
如今，已奔向人生第70个年头的贾幼陵，骑上了推动兽医教育的这匹马。对于能骑多远，他不想浮夸。
贾幼陵希望这匹马儿蹄疾而步稳。策马扬鞭，他期待着中国兽医教育的明天。
《中国科学报》 (2014-02-28 第9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