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张晶晶
大幕落下，身影永驻。一辈子活在戏剧舞台上，于是之塑造了30多个经典人物。他是《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骆驼祥子》里的老马、《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
被称为话剧界的“梅兰芳”，也许会让他诚惶诚恐。人生舞台上，他只想做永远的演员于是之，为自己所钟爱的表演事业留下最为纯粹的爱。
晚年，他与病魔抗争了近20年，很少在公众场合亮相。直到一年前辞世，他才重新被人记起。
2014年1月20日，于是之逝世一周年。其夫人李曼宜，演员濮存昕，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剧作家万方、林兆华等人一起做客“首图讲坛”，追忆于是之的艺术与生活。
都说人生如戏，演员于是之的人生何尝不是一出荡气回肠的“大戏”。
点燃艺术之火
从小在剧院里长大的濮存昕回忆，因为他年幼的弟弟口齿不太清楚，将于是之的名字念成了“榆树枝儿”。那时濮存昕并未想到，自己会当演员，“榆树枝儿”也成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偶像。
“他影响了好几代人，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濮存昕认为于是之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在他的同行里，很多人都确信 “于是之老师是点燃他们艺术之火、理想之光的那个人”。
点燃于是之艺术之火的人，则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另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舅舅、新中国成立前被誉为上海滩“话剧皇帝”的演员石挥。
1927年，于是之出生在唐山，百日丧父，随母亲迁至北京，一家人艰难度日。尽管如此，自幼好学的于是之并未失去对人生的热爱和幻想。
“在我对将来干什么可以有些志愿的少年时代，我的志愿很奇怪，想当一个语言学家。那时，我听了一盘国际音标教学唱片，那声音很美，很入迷，于是我对语言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自己又通读了中国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所著的《音韵学》。”于是之生前曾回忆，这是一个太不实际的梦想，因为那时“语言学对穷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上小学时，于是之还曾跟着一位画家学写生，着迷很久，后来也曾立志做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文人，唯独没有想过要去做个“演戏的”。
炙热的理想敌不过现实的残酷。少年于是之最终因生活所累而失学，念完初中后不得不四处做工谋生。
窘迫的生活处境中，舅舅石挥“拽”了于是之一把。17岁时，于是之加入辅仁大学的业余剧团，他从石挥手中拿到黄宗江编剧的《大马戏团》剧本并参演该剧，对表演十分开窍的他开始模仿石挥扮演的角色，无论形象、神态还是语气都十分相似。
1945年，于是之加入祖国剧团，开始职业戏剧生涯。1949年，他参加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艺的前身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参演《龙须沟》让老舍刮目相看，后又参加歌剧《长征》的演出，成为第一个在舞台上出演毛泽东的演员。
20多岁的年纪，于是之便迎来了自己在戏剧舞台上的第一次辉煌，可谓少年得志。然而这背后，有他不可复制的人生磨砺。
于是之在回忆饰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时写道：“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的。这以后，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想起许多故人往事：四嫂子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王大妈也让我想到我的一位亲戚”。
更为幸运的是，于是之年幼时的兴趣爱好，也成为他做演员时极好的积淀和养分。他说：“学语言学能使人耳朵敏锐，容易抓住别人说话的特点；学绘画能培养人的观察能力，通过人的外形特征窥见内心活动；学文学则更是提高演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不是演戏，而是生活
于是之足以配得上“表演艺术家”的名头，然而他却坚持只在名片上印着简简单单五个字——“演员于是之”。
童道明也曾问于是之：“艺术家和演员这两个称号，你更看重哪个？”“演员。”在干脆有力的回答中，童道明感受到，于是之心中对待这两个字有着特别的神圣。
童道明记得，有次于是之请他到家里吃涮羊肉，饭后两人一起散步。于是之指着家门前一棵大槐树对童道明说：“你看这棵树，大概有两三百年树龄了。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运煤工人从门头沟往北京城运煤的时候，走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就在这里歇歇脚。”
后来童道明才知道，于是之每天都会走出家门看那棵老槐树。1994年5月，在与童道明的一次谈话最后，他这样说道：“我家门前有草坪有树，一天没去，仿佛像是丢了朋友。”
“我总觉得，和老于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比平时的我干净一点，觉得是把自己的灰尘从身上抖掉。”童道明说，这是于是之人格的力量，他的宏伟在于给演员职业带来的尊严。
于是之在话剧《茶馆》中塑造的茶馆掌柜王利发的艺术形象，被认为是奠定其话剧表演艺术家地位的最重要角色。这出戏他一生演过400多场，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却是他自己描述为“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的最后一场谢幕表演。
那是1992年7月16日，焦菊隐导演版《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谢幕演出。那年65岁的于是之被查出患有轻度偏瘫，两三年前，他就在台上偶尔忘词，有时颚部神经不能自控。这给台上的于是之带来了极大压力。
《茶馆》谢幕舞台上于是之比平日更加紧张，诚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写：“每幕戏都有漏洞”。
演出结束，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他从来没有在演出后受到过那么大的欢呼，而他自己觉得演出非常不好，这让他很痛苦。”童道明回忆，此时，台下一位观众突然高喊：“老于，再见了！”
于是之的眼泪掉了下来。演出第二天的一场研讨活动上，有人递给于是之一件文化衫，请他签名留念。他在上面写道：“谢谢观众的宽容。”
这场告别演出，也让濮存昕至今难忘。他说：“于是之老师的艺术是和谐的，真挚的，忘我的，是自己身体真正涌动的。他嘴里的词就是自己的词，他不是在台上演戏，而是在台上生活。”
做演员，于是之说要做“有书生气的学者型”演员。在于是之指导下写出《天下第一楼》剧本的何冀平认为，所谓书生气就是脱俗，是演员的一种修养，一种人格，因为“人品是魂，人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1996年，人艺老演员共同演出话剧《冰糖葫芦》，编剧梁秉堃特意为于是之写了两小段过场戏，每句台词都不超过四个字。此时于是之因疾病缠身，已是力不从心，但还是坚持要上台演出。
演出当晚，于是之还是卡壳了。与他搭戏的朱琳见状，替他讲了台词，说完牵着他走下台去。这就是于是之在话剧舞台上的最后谢幕。
“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晚年于是之写下的这句话，也许是他人生舞台上最为刺痛人心的台词。
《中国科学报》 (2014-02-14 第11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