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振诣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头自来卷的头发梳向后脑勺，一副宽边眼镜将国字脸衬得方正，笑声爽朗……第一眼见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谷振诣，《中国科学报》记者很自然地把他同艺术家的形象联系起来。

实际上，谷振诣并不是什么艺术家，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中文系教师，而是一名从事逻辑学、批判性思维和思维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被誉为推动中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先锋，而他却自称为“一名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志愿者”。

好教练与好裁判

高考用一套阅卷标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三种不同文体的作文打分；在一部面向21世纪的大学教材中，诸如混淆概念、绝对化和假因果之类的逻辑错误随处可见……由于没有人追究，逻辑错误在教学行为中泛滥。

1987年，谷振诣从北大毕业后到中青院教授逻辑学。从教中他发现，如果教师对学生运用逻辑的实际能力没有严格要求，学生没有运用逻辑的愿望和意志，即便掌握了逻辑知识，也很难改善学生的思维现状，知识考完就忘、学完就扔。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他觉得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许多教师心中的那杆秤歪了——将跑项目、出书、发论文当作‘有用功’，而把教学与测试环节中该做好的工作视为‘无用功’”。

“好老师不仅是一名好教练，也是一名好裁判，他使用中立标准而不是立场性标准进行评判。”谷振诣说，一个人掌握中立标准不难，难在运用中立标准在讨论课、案例分析、评阅论文和考试中进行恰当的裁判，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也就成为一些教师眼中的“无用功”。

要“修炼”好这项“无用功”，教师要有兼容精神。“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不但宽容，而且兼容。宽容是一元价值观下的宽宏大量，兼容是多元价值观下的兼收并蓄。”谷振诣说。

他从来不记学生的名字，这样在期末给成绩时可以免除“特殊照顾”。讨论课上，发言者博得叫好时，他会出来“挑刺”；发言者遭遇嘘声时，他会出来挖掘亮点。

辩论赛常客

对待学生不能有分别心，是谷振诣的原则。

上世纪90年代，全国大中专辩论赛风靡全国，新生入学后通过辩论赛选拔校队成为各校的传统。此外，辩论赛也成为很多高校校园文化节的保留节目。

“校级辩论赛初赛时找不到老师当评委，非到决赛时你才出来当评委，这就是分别心；为了抛头露脸，只有外校、电视台的辩论赛你才去参加，这叫功利心。”在谷振诣看来，两种心思都要不得。于是，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尽量出席辩论赛。遇到学生参加正规赛时，他几乎随叫随到。

谷振诣告诉记者，恰是在一年级新生的系内辩论赛，学生不懂辩论时，老师最能给予帮助。新生立论时常犯离题、绝对化、提问不简洁等毛病。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让学生尽量避免犯逻辑错误。遇到学生希望他给现成答案的情况，他则直截了当地告之“这是你们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事后再对学生的新方案做评估。

而坐在辩论赛现场当裁判又是另一种感觉。学生的辩词说得极快，这要求谷振诣必须做快速判断。在赛后点评中，正反方的话他都要重复——评出哪个回应、哪个提问最精彩，还要点出谁犯了逻辑错误，忙到他手中的笔几乎停不下来。

无论是做指导老师还是做裁判，每次指导必然要耗费他一晚上的时间。这又是其他教师眼中的“无用功”，但他却能将“无用功”从1987年任教坚持至今。而“回报”他的是该校一次全国冠军、一次全国季军的好成绩。

为北大元培班开课

胸怀“志愿者”精神的谷振诣，2003年~2008年应北大哲学系的邀请为北大元培班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后来，该课又延伸到北大暑期学校和北大医学院。最多时，他每年要为北大开设三轮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工作量相当于全职北大教授。辛苦而快乐的时光却让他感到自豪。

“批判性思维是所有课程通用的技术，光一个人教是不行的，需要有更多教师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教学，特别是青年教师。改变陈旧的教学方式，一位教师会在他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受益。”谷振诣说。

2010年，谷振诣到华中科大聆听国际知名的批判性思维专家戴维·希契柯克及其弟子董毓（加籍华人）讲授的批判性思维课，结识了一群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志愿者”。他们组成团队，创办了内部刊物《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免费开展批判性思维师资培训。

刊物已出版了20多期，其中刊出的文章在评职称时不算科研成果，虽然无法吸引大量教师投稿，却总能看见董毓和国内逻辑界知名学者的文章，而且“只要你想教批判性思维，里头有很多不错的案例和普及批判性思维的文章”。

培训在继续、杂志在出刊，谷振诣的“志愿者”之路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