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庆

【犹太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点，认为最大的邪恶是没有动机、没有邪恶之心的凡人所犯下的罪行。】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时曾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哲学家的一生就是他的思想，哲学家的传记也往往成了思想传记，这也注定了哲学家的传记电影很难拍，无法像《甘地传》《巴顿将军》《铁娘子》《林肯》那样影响广泛。就我看过的《维特根斯坦》《当尼采哭泣》《笛卡尔》和《帕斯卡尔》这些哲学家的传记电影来说，都属于小众电影。

1951年，犹太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将极权主义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甫一出版即获好评，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名著。如果阿伦特一如既往地从事研究，无疑也会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度过书斋里的一生。

1960年5月，纳粹德国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主要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押送到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这引起了阿伦特的关注。她决定调整研究和教学计划，向《纽约客》申请报道审判的过程，并最终在1962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引起了广泛争议，使她进入了公众领域。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聚焦的就是这一事件。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曾说，哲学家一直背负着无法承受的负担，比如认为哲学必须思考纳粹问题，但是哲学却又没有途径去思考，那么与其这样，还不如扔掉这个负担，并宣布：“如果哲学无法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罪行概念化的话，那么对之进行概念化并非哲学的责任，而且哲学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巴迪欧虽然没有明言所指，但矛头无疑指向了阿伦特。

纳粹上台后，阿伦特逃到了法国。德国占领法国后，她被关进了隔离营，直到1949年才到美国。她认为自己错过了纽伦堡的审判，如果再不抓住这次机会，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阿伦特到耶路撒冷后，很快发现这场审判存在诸多问题。她质疑这场审判的合法性，认为以色列将审判变成了表演，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出庭的犹太人的证词大部分与艾希曼没有直接关系。最令她震惊的是，艾希曼并非传说中的杀人恶魔，而是个满口官腔、举止谦逊、略带傲慢的普通官僚。这促使阿伦特深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艾希曼的罪行。

艾希曼在辩解时说，他只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个齿轮，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没有直接伤害过犹太人。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点，认为最大的邪恶是没有动机、没有邪恶之心的凡人所犯下的罪行，这是良知与职责之间的分裂，源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阿伦特在书中还指责犹太人理事会向纳粹妥协，而如果他们拒绝合作的话，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存活下来。

由于这些观点，公众谴责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不同情犹太民族的灾难。她也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同。犹太裔美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指责她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影响，将“一场审判变成了一堂哲学课”，并为此与她绝交。

《汉娜·阿伦特》多次以闪回的形式呈现了阿伦特与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交往，她遵从海德格尔的教导，强调“思”的重要性，认为思考是与自我的对话，是孤独的行为，不会产生实用的知识，却带来分辨是非和判断美丑的能力，在危机时刻阻止灾难的发生。吊诡的是，海德格尔却在纳粹上台后宣誓效忠希特勒，这是阿伦特和约纳斯这些学生们无法原谅的。她对约纳斯说：“让我们失望的不仅仅是他”。阿伦特考虑问题的基点是整个欧洲的道德沦陷，迫害者和受害者概莫能外。

由于没有掌握足够资料，阿伦特的立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艾希曼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无辜，犹太人理事会也试图与纳粹周旋。巴迪欧说：“对受难者最至高无上的尊重不能仅仅停留在心灵的震撼上，不能停留在对罪行反反复复的自我控诉上。”阿伦特起码做到了这一点。她用“平庸之恶”描述一种新型罪恶，依然具有广泛的意义，例如当学术评价体系有问题时，我们只以履行职责为由，一味制造垃圾和谎言时，这也是“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