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科学院对于科研人员而言，不仅仅是个工作单位，而且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分了一套带厨房的房子，房子所在的这一排宿舍后面有个小院。虽然没有院墙，院子里面却是楚河汉界，条块分割。各家自有势力范围，用排水沟分开，界限清晰，而且分得公平。

各位研究员都把这块院子当成了“自留地”，还有几位种了瓜果蔬菜，一到季节，翠的黄瓜，白的菜花，偶尔有人买了蝈蝈挂在那里嘶叫，还真有几分农家乐的味道。

科学院的科研任务挺忙的，还有闲心伺候这个？的确是忙，但耽误不了大家种菜，调剂调剂脑子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为了尝个鲜，自己种的黄瓜、扁豆摘了就炒，不是一般的好吃。看很多科学家传记，不是拿馒头蘸墨汁就是抓着板擦当面包，假如搞数学都到这个境界，我母亲是肯定不会嫁给我父亲的——动物园的猩猩也不会拿板擦当面包啊，这是什么智力水平嘛。实际上我看到的数学所长辈们都挺会生活，其中颇有几个美食家。比如广东出生的唐友三研究员，讲广东烧腊能把人讲到上午九点半就奔饭馆吃中午饭去——怎么那么早？馋的。但他和我家的邻居郑朝周研究员比起来还有些“小巫见大巫”，郑家若是做红烧黄花鱼，院子对面的大众饭馆都要倒霉——客人们闻见了往往都点这道菜，可大众饭馆的厨子还真做不出来。

研究员们种些新鲜蔬菜，不仅仅是节俭，也许还有一点儿馋嘴的因素在里面——当然更可能是他们的孩子馋嘴的因素。

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来说，后院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这种浇水施肥、上蹿下跳的运动，本身就很对青春期精力过盛孩子们的胃口，看着自家院子里的东东开花结果，比吃还有趣。而孩子就是孩子，折腾之余，便常常不免很期待自己家的地里长出别人家没有的古怪东西来。

这种愿望几乎没有谁得逞过，因为这一排最头上一家住的是参加过西藏平叛的老战斗英雄，复员后在科学院做处长的俞师傅。俞师傅把自己的自留地调理得有声有色，南瓜结的跟小磨盘似的，丝瓜搭了架像凉亭。没事就可以看见俞师傅悠然自得地背着手看自己的大南瓜，那份专业水准和耐心谁能跟他比？

笔者这里有过一次“几乎”可以成功的挑战。

有一年连阴天，雨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月，等过了半个月去看，地里长出一根绿色的爬蔓，蜿蜒了很长。我母亲看了，说是红薯，就准备拔掉。笔者好奇心重，坚决保护，心中期待种出个足球那么大的红薯来。这红薯果然很给面子，蔓长得又快又长，生机勃勃，大有一种“红薯王”的风度。那段时间不但笔者十分上心，一院的弟兄们也都浇水施肥、多来帮忙。

到秋后这红薯蔓居然长得像小葡萄藤一样粗细，笔者十分得意，专门拉了几个兄弟一起收获。大家拉住红薯蔓奋力一拉，结果差点儿集体摔跤。吃惊之下去看拔出的东西，却只有一串比花生大不了多少的果实，和粗大的茎蔓实在不合比例。

很久以后，才明白这纯粹是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所致——你让它的叶子茎蔓如此疯长，它哪儿还有养料去长红薯啊！

记忆中种得很热闹的要数数学所的副研究员荆先生。

荆先生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他家有个顽皮的小家伙叫小春，我们在给菜园浇水的时候，小春往往在架子上抓天牛或者大青虫，然后用放大镜、老虎钳等酷刑处死。这个习惯让他爸爸十分不爽，经常加以制止。

荆先生和大多数数学所的研究人员一样，并不懂得园艺，但是他弄来的种子好，是北京人常吃的“猪耳朵扁豆”。荆先生为了种扁豆下了不少功夫，搭起一个竹子编成的架棚，扁豆秧爬得很茂盛。

到了收获期，扁豆是陆续成熟的，荆先生每天都会得意地摘十个八个扁豆，加点儿肉丝一炒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大院古风犹在，荆先生也不免给大家送些，于是皆大欢喜。

然而，有一天笔者翻窗去浇水，却见荆先生看着扁豆架子发呆，和屋里的荆太太在说话——

荆先生：还是丢了一个，最大的那个。

荆太太：你怎么知道丢了？好几百个呢，你弄错了吧？

荆先生：没错，三个最大的，（说着用手一比划）是个等边三角形，现在那边角上的那个没了。

荆先生：又是小孩子耍把戏弄的吧？小春！

这天下午见到小春，小春好像还有点儿受了委屈加委靡不振的感觉。

第二天，又听到荆先生在院子里看着那个豆架发脾气，扁豆又丢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是没了，只剩了一个角。

这回荆先生不再废话了，生气地叫道：小春！小春连忙跟头把式地出来了。荆先生正要训话，忽然发现剩下那个豆角有点儿怪异，连忙伸手把豆角翻了过来，一只大天牛正吃得悠哉游哉呢。荆先生一把将天牛抓了起来。

小春问：爸，有事吗？

荆先生：唔，没事。

小春看看他爸爸，这不太像没事的脸色嘛，张了张嘴，积威之下还是没敢说话，掉头要走。

荆先生正要把天牛往地上摔，看看那残缺不全的豆角，忽然把牙一咬，叫：小春！

小春回头。荆先生把手中的天牛递过去，道：你拿去，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这回轮到小春莫名其妙了，呆了半晌才接过天牛。那天牛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从后面看，忽然发现这父子俩真挺像的。

那一年，荆先生家吃了很多次豆角，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