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卉

保障房作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住房问题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该制度出台以来，相伴随的还有争议，一些地方保障房分配不公的现象和问题时有见诸各大媒体。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瞒报、骗购、作弊、违规，围绕保障性住房分配暴露出的一系列缺陷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甚至导致政府的公信力遭到很大质疑。

同时，全国多地保障房质量问题频现，甚至部分被推倒重建。一些“民心工程”成为“伤心工程”。

另外，2013年8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保障房空置情况在多个地区普遍存在。导致保障房被空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质量问题、户型设计等原因，也在于保障房大多建在偏远郊区，交通、购物、就业、教育等配套跟不上去，造成供应与需求脱节。

出于社会公平，保障房建设，确实不能“重量不重质”，不是完成数量任务就万事大吉。

保障房数量供不应求，品质高的更少，保障房成为权力腐败的滋生地。一方面由于对申请对象的住房状况和资产审核把关不严，另一方面由于分配机制不透明，监管缺失，导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一些国有企业利用权力之便频频抢占了有限的保障房资源。

建保障房的目的本来是要去促进公平，改善民生，如果保障房成了特权的福利分房与套利筹码，不仅没有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反而会使其恶化。作为中国住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保障房分配的公平性，直接关乎这项制度的成败。

由于我国信用制度不完善，许多申请人的收入水平和资产无法准确地统计，确实给保障房的公平、公正分配带来了很大困难。

在新加坡，84%的人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中，不必为住房问题忧心，“居者有其屋”才是保障房政策的意义所在。

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力度不够，供小于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将在今后5年内新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使保障房覆盖率达到20%，而中国70%人口都属于中低收入，中国70%以上的家庭都住房困难，这个目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按我国的现状，在保障房领域供求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相对于需要保障的庞大群体而言，保障房的覆盖率远远不够。

对此，在保障房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使得更多购买能力有限的中低收入者能够享有保障房，保障房的公平分配更为重要，而且保障房的公平分配与科学管理确实比建设更难，应以改革的精神去探索并完善保障房科学管理机制，保障房只有实现公平分配，对百姓而言才是真正的保障。也才能使民生工程真正惠民生、得民心。

为防止分配不公，其一，需要不断地去建设信用机制，并积极推动建立住房保障、房地产、民政、公安、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居民经济状况核查系统，从而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提供申请保障性住房所必需的核查报告；其二，要逐步建设完整的居民收入统计和住房信息统计系统，为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设计与运行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其三，是加强保障性住房申请、公示、分配等环节的透明度，并实行动态调整与持续跟踪，做到全过程公开；其四，需加强全方位监督，逐步形成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互补互动的良好局面，确保分配公平。

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关于《北京市城镇基本住房保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条例（草案）》透露出一些新的信息，比如首次提出“合作型保障房”概念，即由政府和市民合作“建房”。合作型保障房禁止出售、出借，实行封闭运行管理，退出时由政府组织回购，首批5000套合作型保障房力争年底摇号分配。

《条例（草案）》还规定，家庭通过购买、继承、受赠等方式又取得其他住房的，应退出合作型保障房，由政府部门组织符合条件家庭按规定价格购买或由政府指定机构回购。此举目的是为彻底打消投资牟利空间。

《条例（草案）》同时建立了覆盖保障性住房建设、审核、分配、管理等全过程的问责制度及追溯惩戒制度，对骗租骗购、转租转借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保障房建设标准坚持小户型的原则。每个保障家庭只能申请一套保障房。

无疑，《条例（草案）》完善了现有保障房制度，在推动保障房分配更加公平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买不起商品房的人才有资格去住保障房。随着房价的高企，买不起商品房的人在大大增加，真正要让住房得到保障，更根本的是推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住房保障不仅仅应视为福利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让更多百姓买得起商品房，才是更根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