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您对于“春晚现象”的看法是什么？
杨早：“春晚现象”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春晚本身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地位和功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的春晚相比于30多年前的春晚，其负载的意义加大了。
另外，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都比较严重，再想寻找到全社会众口一词想要批判或欣赏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春晚在近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比如语言类节目对农民的不友好嘲讽，对广东人、上海人等的地域歧视。这就使得春晚在面对这种社会分层和冲突时，更加小心谨慎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但如果一台娱乐性的晚会需要保持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讽刺就变得非常危险。不光是官方的东西不能讽刺，其实各个阶层都不能被讽刺。一个节目被赋予的地位越高，它就越难找到讽刺的动力和胆量。也许郭德纲的相声在小剧场演出的时候顾忌较少，但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必然要磨去一些棱角。一台晚会一旦被定义为一个“庆典”，就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有过于尖锐的表达。这是春晚本身定位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春晚语言类节目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敢于讽刺了，对此您怎么看？
杨早：我认为，没有必要要求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针砭时弊。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不是春晚必须承担的一个功能。30年前，我国的舆论渠道是比较少的，春晚作为一个举国观看的节目，但又不像新闻联播那么严肃，出现一些针砭时弊的小品、相声，会让老百姓觉得很过瘾。但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春晚的小品已经达不到这种程度了。这就好像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承担了很多批判社会的功能，而现在，大家已经不把批判社会的功能完全加诸小说之上了。随着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途径已经发生了转换。
《中国科学报》：您对今年的春晚有什么期待？
杨早：春晚的内收性是没有办法的，它必须考虑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而严格的审查制度保证了这种内收性。这与当前中国电影的处境十分相似，从这个角度来说，冯小刚作为电影导演执掌春晚，他面对的审查环境是一样的。
在谁都不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嘲”。其实这从前两年的春晚已经初露端倪了，比如主持人之间互相开对方的玩笑来制造所谓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主持人本身缺乏一种自我抽离感。我想冯小刚执导的春晚可能会更多地在这方面下功夫，非央视出身的张国立在“自嘲”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张力，所谓的“张力”是说我不怕被嘲笑，嘲笑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主持人都来自一个单位，受一种力量管辖的话，可能有的玩笑就开不起来了。冯小刚怎样将“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冯氏幽默带进春晚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
《中国科学报》 (2014-01-25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