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下，中国人最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即将登场的冯氏春晚。冯小刚擅长贺岁喜剧片，央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希望通过他的匠心，使春晚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笑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今天，给人们带来笑声越来越难了。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娱乐？围绕这个话题，我们约请了相关专家从思想层面各抒己见。
■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春晚作为中国人除夕夜一道重要的“年夜饭”，也跟随着时代的巨变，从30年前的过年大联欢到如今的“各家论长短”。近些年，大家普遍的感觉是“春晚越来越难以逗乐中国人”了。而冯小刚擅长的贺岁喜剧片虽然幽默方式经年不变，却依然能逗笑对娱乐电影阈值逐渐升高的国人。冯氏幽默与央视春晚的相遇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春晚，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还能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欢笑吗？
曾经的全民娱乐盛宴
春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民娱乐盛宴。每到除夕，几乎家家户户的中国人都等候在电视机旁，等待春晚带给自己的愉快享受。在如今娱乐方式如此多元的中国，能号召全国乃至世界华人共同关注的全民娱乐可能也就只此一处了。
经历过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中国人，肯定难以忘记李谷一一人独唱8首歌的场景，那是长期的文化压抑后一场酣畅淋漓的宣泄。现在的新生一代，恐怕很难理解在那样一个开放初期的环境中，春晚寄托着中国人怎样的希冀和情怀。30年前，正是春晚的相声、小品，开启了人们可以放下包袱、开怀大笑的时代。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养成了看春晚过除夕的习惯，只因为春晚能在阖家团圆的时刻带给人们欢笑。
然而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近年来，春晚的吸引力却在逐年下降，春晚能带给人们的欢笑越来越少。人人都失望，春晚的小品、相声既不可笑、又无讽刺。春晚成为了除夕餐桌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道“鸡肋”。
这当然与春晚本身的定位息息相关。“30年前，春晚只是一个全民大联欢，电视台举办这样一场晚会，大家高高兴兴过年就好。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春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其他的功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上世纪90年代，央视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主流意识与政治期望，开始前所未有地注入春晚这台文艺晚会。春晚被赋予了太多的东西。今天的春晚并非一台纯粹的娱乐晚会，它是娱乐的，也是文化的，还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
相比上世纪80年代初，今天的受众有了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和娱乐品位。而社会的巨变实际上带来了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和利益关切的高度多元。春晚无法毫无顾忌地用讽刺来幽默，因为高度碎片化的社会需要调和更多的口味。
30年，春晚背上了更多一致性的符号，而它的受众，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聚集。
冯氏春晚会好吗
一份来自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72.4%的人希望春晚节目有所改变和创新。可对于这台无法避免“高大全”的晚会，创新难免流于技术和形式，广阔观众群的众口难调成了春晚之“困”。而今年，这个困局交到了以“贺岁喜剧”而驰骋中国电影界的导演冯小刚手中。
一个是亟须创新的传统综艺节目，一个是擅长幽默的老牌电影导演，冯小刚和春晚的结合会带来怎样的亮点？
冯小刚的所有声名与自信，建立在旁人难以企及的电影票房上。而冯氏电影的高票房，是建立在群众的喜闻乐见和国产优质电影奇缺的基础上。将“冯氏幽默”运用到观众已经“审美疲劳”的春晚上，还能起到和电影一样好的效果吗？
除了载体的变化，央视春晚的严格审查也对“冯氏幽默”能抖出多少包袱有一定影响。春晚和冯导都有自己固定的路数，有媒体曾这样评论：“马年春晚是冯小刚玩得最大、也最拧巴的一票贺岁片。”
然而，就在这些看似不一定和谐相融的因素中，仍然有冯氏春晚值得期待的理由。纵观冯小刚历年的贺岁电影，“成全别人，恶心自己”是其惯用的幽默手法。在政治正确、面面俱到的要求下，毫无顾忌的讽刺失去了可能性，在谁都不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嘲”，而一众冯氏影片演员的加入，因其体制外的身份属性，反而为这种“自嘲”增加了张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冯小刚在马年的除夕夜，会带来一台“成全观众，恶心自己”的冯氏春晚。
艰难的平衡
1983年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和1984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任何宏大的意义，只是遵循幽默的规律，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误会、贪心等，让人们哄堂大笑。对于后来的春晚来说，没有宏大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它所承担的是照顾社会方方面面，让社会各阶层满意，完成政治功能、社会风俗的表达功能、每年的总结功能、正面宣传的功能等等。今天的时代已经与30年前很不一样了，还想看到跟以前一样的春晚是不太可能的。”尹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今天，人们可以看到相声、小品、喜剧电影、情景喜剧，专业的文工团、说唱团都有制造笑声的人，网络上还有专门的笑话、幽默段子写手，可是我们所需要的欢笑，在数量上总是供不应求，在质量上总是不如人意。
在段子领域耕耘多年的东东枪说过：“毫无顾忌是幽默的开始。”“可乐”来自于讽刺和幽默。而讽刺和幽默需要环境，同时又最不愿意受到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阶层高度分化，利益诉求高度多元的碎片化社会。任何一点讽刺，一旦放大到春晚的舞台上，都有可能引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嫌隙。
2011年春晚语言类作品总导演马东曾经说过，“欢乐祥和别添堵”是春晚的基调，可这基调生生挤掉了“可乐”，“一说讽刺，一说现实，就看成是添堵，这是狭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幽默并不应该以讽刺当下为己任，离时代太近的幽默，也容易被时代抛弃。
春晚艰难地在不同的诉求之间把握平衡，它已经背负了太多标签。也许正因为如此，春晚离它的初衷越来越远？
《中国科学报》 (2014-01-25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