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宇
近日，包括南昌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若干高校领导因腐败问题被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一方与滚滚红尘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净土，大学以其创造真知、探寻真理、培育真人的角色功能历来被人们赋予和寄予了真善美的品质与期望。然而如今，相比于学术腐败和教员道德败坏，高校领导的频频腐败更加凸显了大学治理的困境。高校领导以其备受睹目的眼球效应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延展影响，使得这一现象严重制约了大学正常发展内在机制的发挥，困扰了教学科研育人的正常秩序，更影响了大学治理的正常逻辑。
高校腐败群发可能有传闻中“集中治理”的规模效应，但“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和“廉政风险防控”在高校的广泛开展和常态化也是高校腐败频发不证自明的表现。
有媒体就高校腐败问题做出基建、财务等领域常发归属，特别是高校新校区建设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区。这似乎表明了基建项目成为高校领导“哪有不湿鞋”的腐败滋生温床。然而，与其将目光集中于对突发领域的概括归纳，不如反思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正如坊间经常呼吁“大学去行政化”就是体制反思与实践的深入思索。
应该说，目前的中国高校主体部分仍然是国有，虽然通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做了理论上的制度制约设计，实则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一言堂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掌管财权、人事权的大学校长往往超脱于党委的集体领导之下。纪委、监察部门不过是学校单设的二级单位，对学校领导层面的监督乏力。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往往止步于开大会、听述职的形式，而来自于教职工和学生的监督则根本没有畅通的渠道。
那么，制度制约的尴尬现状和高校腐败频发实际上触痛了当前高校治理的严重短板，也更加凸显了大学改革的紧迫性。于是一些高校也正在作一些尝试，比如安徽大学首设学生校长助理，湖南大学吸纳学生参加校长办公会议，一些高校设立校务委员会……应该说这些尝试和变革显示出了高校自身改革的意志，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仍然只是看起来美好而已。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将大学治理作为大学的逻辑，如今中国高校的治理逻辑及其成果却引起更多人的质疑。显然，避免高校自身的改革尝试的无功而返，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因而，笔者以为探讨大学腐败的根源必须指向大学治理，构建一个良好组织文化和治学分开，且各司其职的大学组织机构是摆脱高校腐败频发的充分必要条件。这里就需要政府、校长及其管理层、教职员工和学生甚至囊括社会组织各方的充分参与。
目前，我国高校的格局是强势政府与集权管理层的严重错位，师生员工和社会组织的诉求无门彰显了治理困境。因而，建立一个政府的宏观协调，校长管理层专职行政管理，教授治理教学科研同时吸纳社会组织机构参与学校建设的大学运行体系十分必要。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还需要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适当提升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力话语地位。同时还需要来自各方对治理运营过程的时时监督审视。
将来自师生员工和社会组织吸纳进学校治理的结构中既充实了民主治校的角色力量，又改善了权力结构的力量对比，更能以这样的治理文化生发出自由民主的校园气息。良好的大学治理必将与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产生同频共振，实现二者的有机互动进而促进大学发展回归正常逻辑轨道。将掌握权力的人群真正做到既对上负责，又对下承诺。构建一个治理主体角色充分，分散核心垄断资源，提升师生员工治理话语权力，培育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应该是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加以深思的。这不仅是还原大学校园清正之风的需要，更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现实必需。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中国科学报》 (2013-07-11 第7版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