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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打工”的书写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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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打工文学”评论家柳冬妩 |
柳冬妩
■本报记者 朱子峡
《中国科学报》：作为研究“打工文学”的评论家，你如何定义“打工文学”？ 像北大保安最近出版的《站着上北大》和卖菜叔写的书《卖菜叔日记》，能否称为打工文学？
柳冬妩：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如果北大保安和卖菜叔写的不是打工生活，就不能称之为打工文学。打工作家虽然是打工文学的重要创作主体，但两者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关系。打工作家是指具有打工身份或曾经具有打工身份的作家。打工文学不一定要打工人来写，打工作家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文学。
《中国科学报》：打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意义何在？
柳冬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走出一步天地宽，这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在声势浩大的打工大潮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壮观。打工生活是一种涉及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重要的当代生活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而打工作家以形象、鲜活的文字，在书写底层个体生存境遇的同时，也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中的精神历程，为当代文学积累了新鲜丰富的中国经验。
《中国科学报》：但现在，许多打工作家因为写作的成功，而逐渐远离打工现场，那么，打工文学还能否继续保持那种“在场主义”的品质呢？
柳冬妩：这一点倒不用担心。当年，大多数知青作家都是在回城之后，才成为知青作家的，他们的作品仍然保持了“在场主义”的品质。打工文学是打工作家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从文学本体论而言，对于具体的一个打工作者，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自己是一个打工作家的身份，但从“经验作者”而言，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自己是一个打工作家的身份，无视自己的经验史。我们不能以“身份决定论”的简单方式处理“经验作者”问题，“经验作者”其实是一个关乎如何从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去表达人的生存本身的文学原则。
《中国科学报》：随着几亿农民工进入都市打工并且形成大规模的流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以并置状态呈现在城乡中国面前，这使得城乡中国的生活与经验非常复杂。2006年，你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打工诗歌”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整本专著都从城乡经验维度展开评述，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柳冬妩：在乡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遭遇现代性冲突时，城乡中国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张力，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城乡社会生态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直是打工文学写作所关注的突出问题。
前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社会活动家马尔克斯“授权版”《百年孤独》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我故乡的村庄正像小说中的马贡多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我的故乡同构了小说所描写的场景。我曾萌生为故乡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并想好了片名《最后的村庄》。现在，故乡已经不再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农民进城打工，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有九十万个自然村像我故乡的那个小乡村一样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在这个以加速度前行的时代，后乡土中国呈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形象谱系，超过了马尔克斯们的想象力。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打工文学有着继续生成的可能性。作为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仅仅提供了未完成的描述。
柳冬妩 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在《新华文摘》《读书》等报刊发表“打工文学”评论100多万字，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近80万字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中国科学报》 (2013-06-21 第13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