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农民进城打工，在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有90万个自然村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在这个以加速度前行的时代，后乡土中国呈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形象谱系，超过了马尔克斯们的想象力。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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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子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民们再也不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纷纷离开他们世代相依的土地，涌向城市……美国《时代》周刊曾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来描述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
在波澜壮阔的打工潮中，世界就像柏拉图所描述过的那一串铁指环，受磁力的感应，改变着滚动的方向。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不仅用辛勤的汗水助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用咸湿的泪水催发了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
释放苦痛的呐喊
“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在深圳蛇口某工地围墙上的几行字。有人将其称为“打工诗歌”的源头。
对于打工文学的诞生，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接受采访中向记者介绍说：“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打工族怀揣摆脱贫穷的希望，背井离乡，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遭遇着种种困境。走出了乡村，却难以走进城市。巨大的城乡差异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心理落差。被压抑的情感成为打工文学崛起的原动力。最初，他们以日记、信件、工厂墙报、厕所门上的顺口溜、口头歌谣等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苦闷。
1984年，《特区文学》第3期刊发了来深圳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此为全国见诸媒体的第一篇“打工小说”。
此后，无数个“林坚”开始用自己亲身经历书写他们的底层生活和内心挣扎，奠定了打工文学日后发展的基石。其间，张伟明、林坚、周崇贤、安子、黎志扬，被评论界公认为第一代打工作家的“五个火枪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打工文学开始发展壮大，涌现了安石榴、谢湘南、柳冬妩、何真宗、卢卫平等大批打工作家和诗人。这一阶段以打工诗歌的振兴为显著标志，如柳冬妩在《诗刊》发表的诗歌《我在广东打工》，包括《嫁接》、《试用》、《跳槽》、《临时工》等几首诗歌。这是《诗刊》首次发表打工题材的组诗。
“最初的打工文学，强烈的切肤的真情实感是其根本品质，作者们用一腔热血在书写，故而并无功利色彩。”雷达分析说。
新世纪的蜕变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打工文学的萌芽期，上世纪90年代是成长期，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则进入成熟期。
这一时期打工文学其显著特点是：打工文学开始受到官方认可，并逐渐融入主流文坛，这以“‘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的举办和2005年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设立的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为标志性事件。
此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王十月、郑小琼、萧相风、戴斌、曾楚桥等人。而柳冬妩的创作方向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转变，成为中国打工文学评论第一人。他向记者介绍说：“此前，绝大多数打工者的写作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这种情况使得打工文学一直处于一片沉闷忧郁暗影中。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脱离了最初形态，登上舞台并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上代相比，新一代打工作家开始回归纯文学，用更尖锐的目光观照生活点滴，意境更深远，胸怀更大气。
王十月，打工文学的标杆性作家。15岁开始打工。著有作品《烦躁不安》、《31区》、《活物》、《大哥》及《无碑》等。曾获全国首届鲲鹏文学奖一等奖，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等。他的写作显示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表达力量，呈现了那些原本被遮蔽的底层生活经验。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曾如此评论：“在王十月这里，打工文学发生了一次蜕变，蜕变之前，打工大于文学，打工统领着文学；蜕变之后，文学大于打工，文学溶解了打工。”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后，打工文学不仅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打工作家也纷纷完成了从打工者到专业作家的身份蜕变：王十月自《国家订单》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破格进入广东省作协的行列，享受副高待遇；柳冬妩成为东莞文学院副院长；曾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也成为广东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并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
消亡意味着进步
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打工文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毋庸置疑，这种充满草根性的文学力量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当代文学的内在活力。“打工文学理应在当今文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雷达强调说，“打工文学由于涉及的人数之多，提出的问题之突出尖锐，由它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极端复杂，它可以说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
在柳冬妩多年对打工文学的观察和研究中，他一直将打工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话语流变中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在他看来，打工文学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孤立现象，“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在相似的时代环境下都产生过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相似的文学现象”。
以英国为例，1801年英国只有20%的城市人口，到1851年已有50%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到190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7%。而中国，1978年只有1.72亿城市人口，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相当于1851年的英国。“英国当时的‘工业小说’与中国当代的‘打工小说’极为相似，体现了工业化、大都市化时期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糜烂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的特征。回顾并考察这些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当下中国。”柳冬妩说。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步入中兴阶段。那么，打工文学又将会呈现怎样的未来？
雷达指出打工文学作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应运而生，也必将应运而消亡。“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雷达的这种观点，也正是柳冬妩的最大心愿。“如果外来打工者全都成了城市市民，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么打工这种心理状态也就不复存在，打工文学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自然走向消亡。那时也就是社会转型成功之时。”
但，无论如何，打工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录。历史也终将铭记和感谢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的打工者！
《中国科学报》 (2013-06-21 第13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