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6个农民中，就有1个是扶贫对象；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3万个处于贫困。
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灾因病返贫现象相当普遍。
■本报记者 张林
在农村，你每看见6个农民，就有1个是扶贫对象——虽然我国曾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当下中国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扶贫对象9899万人，约占农村常住人口的15.4%。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尚须解决3万个村的贫困问题，约占全国行政村（近60万个）的5%。
新时期，中国的扶贫工作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突破？《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与学者。
农村低保遭遇尴尬
据了解，2012年，我国财政用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性补助和医疗资助达1700多亿元，仅常态性救助人口就达80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
然而，这项惠及多数贫困人群的制度，在农村的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今年以来，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开云在广东、江西等地调研发现，许多农村把低保指标按人头而不是按户分配，出现了所谓的“低保人”现象。
“广东还出现一户人家吃上半年，另一户人家吃下半年的情况。这样连‘低保人’都不是了，是按季度、年份来吃低保。”张开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他介绍说，2007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制度，以家庭为对象进行扶贫。随后，该制度遭遇覆盖范围、评价标准与公平性等问题。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刘喜堂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农村贫困和社会发展论坛上也表示，农村地区几户人凑在一起吃低保的现象确实存在，而这和现行财政投入体制有很大关系，而且“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识别、认准救助对象”。
据世界银行社会保护经济学家王德文介绍，中国把贫困线提高至2300元后，农村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目前中国农村的低保覆盖率约为6%，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同时，中国大部分贫困（农村低保）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2/3以上省份的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待遇省际差异很大，到县一级差别更大。
“国外保障标准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主要体现在各地的生活水平差异上，中国的情况却是各地执行不同的标准。”王德文告诉记者。
经济增长不能自动消除贫困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1～2005年间，东亚以1.25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从近80%下降到18%，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减贫约6.27亿人）。
然而，新时期我国的贫困问题致因日趋复杂，城乡分割分治、地区发展失衡、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健全，都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和一些地区、人群长期积贫难返。
最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奔赴黔西南、湘西、川东、渝东、陇南、粤西北等地区密集调研，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经济增长虽然能减缓贫困，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更不能自动建立公平的社会秩序。
他认为，要解决好新时期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迫切需要从社会发展与制度安排的角度多下工夫，构建牢固的反贫困底线。
“农村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灾因病返贫的现象相当普遍，只有切断这些链条，贫困问题才可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好了，公正社会的建立才会成为可能。”郑功成表示。
扶贫攻坚需新思路
“贫困是制度失败在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反映。”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曹洪民说。
他告诉记者，针对个人扶贫而言，未来必须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三保障。“也就是说，今后10年，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必须享有上述五项基本权利。”
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全国11个片区进行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对此，曹洪民认为，把扶贫纳入区域发展之中，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城镇集约发展，是中央扶贫工作思路的一个重大调整。
刘喜堂表示，鉴于目前社会救助仍倾向于现金救助，救助服务的内容比较少，民政部正研究如何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使社会救助从现金救助转向救助服务。
“生态环境、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参与等，都应成为新时期城乡反贫困的重要指标。”郑功成则表示，应以民生质量的稳步提升这一综合性指标取代以往单一的收入增长指标，因为减少贫困人口、减轻贫困程度，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公正社会的重要目标。
《中国科学报》 (2013-06-19 第4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