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过许多坚定的“胡同保护者”，不管他们是历史学家还是建筑家，大部分都是“游客”——并未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迈克尔最终决定接受柯布西耶的“挑战”，他搬进了大栅栏地区的杨梅竹斜街，并在这个没有厕所、没有浴室的“家”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迈克尔·麦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他却在没有独立洗手间、连澡都洗不了的北京大栅栏四合院里住了许多年。他用外国人的眼睛见证着北京城的变迁，试图寻找出到底是什么让一座城有了这样的改变。
迈克尔在美国的时候做过记者，专写流行文化，但实际上他却完全不喜欢这个职业，原因是：“不喜欢写文章的事后采访陌生人，写下来，我写完文章后与人没有关系，三个月之后我不知道他的生活好不好。”
在他的新书《再会，老北京》发布会上，记者见到了这位获得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怀亭奖以及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的作者。在交换联系方式的时候，这位深爱着中国及胡同文化的作者说：“我没有名片，这本书就是我的名片。”
迈克尔认为要书写记录一个地方的人和事就必须深入其中。因为对胡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搬进了大栅栏里的胡同，拜访了梁从诫、冯骥才、张永和、张欣等知名人士，忠实地记录着他的所见所闻，夹杂自己的所思所感。
著有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的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这样评价迈克尔：“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处。多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消失的胡同
1995年，在底特律一个农场长大的美国青年迈克尔，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到四川内江做英语老师。
“在美国，年轻人要是没有钱，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兵，一个是可以申请加入和平队。小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美国人可以被派到非洲，去帮他们做事。”
其实除了英语，当时的迈克尔只会西班牙语，但和平队给他的选择是去蒙古或者俄罗斯。“我说我不愿意去，他们说你必须选择一个国家去。”一周后和平队通知他说有第三个选择——中国。“但我不会说中文，也不会用筷子。我被派到四川农村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相比外国人我更像是外星人。”
迈克尔形容自己当时有重新“出生”的感觉，四川内江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像牙牙学语的小孩子一样学习汉语。
相比语言不通，大部分人担心的文化冲突似乎并没有在这位老外身上发生。内江的乡村与他长大的地方区别并不大——都是土路，没有水龙头，没有手机，也没有笔记本——生活十分朴素。
“唯一感到的‘文化冲突’，就是有好多人每天盯着我，叫我‘老外’。这是我给了他们‘冲突’，他们并没给我‘冲突’。”
1997年迈克尔初到北京，他形容自己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他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她现在已经是迈克尔的亲密爱人。只是他当初和爱人一起走过的小胡同，如海运仓和东四十条，多半都不在了。
迈克尔试图找出一个答案，告诉他为什么胡同消失了，但却终没有找到。回美国读完研究生之后他重返中国，拜访了台湾大学致力于眷村文化保护的教授，以及正在提倡天津老街保护的冯骥才。但却依然没有人能告诉他，为什么北京的胡同正在消失。
“我找到好多关于老北京的书，大多都在‘记录过去的老北京’，而不是‘现下消失的老北京’。”
“我不是陌生人”
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将城镇定义为工具，在1929年出版的《都市主义》中他写道，整日忙于写论文以及指导公共政策制定的“恋旧人”，每当有老建筑要拆除的时候就跑出来哭哭啼啼，但这些提倡保护历史的人自己并不住在“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老房子中，他们住有电梯的公寓以及时髦的小别墅里。
迈克尔将柯布西耶的讽刺看做一个挑战，他见过许多坚定的胡同保护者，不管他们是历史学家还是建筑家，大部分都是“游客”，并未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迈克尔最终决定接受柯布西耶的“挑战”，他搬进了大栅栏地区的杨梅竹斜街，并在这个没有厕所、没有浴室的“家”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理想中美好浪漫的四合院，但事实上从胡同进入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小院子前后左右都是房间。我的房间里有5个人住，左边有3人住，右边1个人。我有两个小房间，室友叫我‘大地主’。没有洗手间，没有热水。非常不方便。”
初来乍到的迈克尔被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不能简单地说要保护生活方式。如果我是被派到北京做高管，我也就只是参观一下大栅栏，谈不上保护。”
迈克尔很快在炭儿胡同小学找了份英语教师的工作，因为在和平队工作时的经验告诉他，教师身份通常可以很快地融入社区。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梅英东”的他，很快和邻居、学生们打成一片，街坊们管他叫“小梅”，学生们叫他“梅老师”。
虽然住得很不方便，但迈克尔也在这之中找到了中国人的幽默感。初到杨梅竹斜街的第一天，房东“大娘”跟他说在院子里住“公是公、私是私”，结果第二天就闯进他的房间叫他吃早饭。
“大娘，你不是说‘公是公、私是私’吗？”
“在这儿都是公的！”
大娘是迈克尔在《再会，老北京》中记录的一个主要人物，除了她之外还有收垃圾的“废品王”、从山西来到北京开拉面店的老刘……他感受着胡同作为一座文化“熔炉”的力量，将外地人变成北京人；同时也发现胡同社区并不是像外界想象中混乱且缺乏监管，大栅栏地区不仅治安良好，而且充满生机。
无形的手
迈克尔所在社区的居民以老北京和外地人为主，老人觉得郊区的新房子“不接地气”，外地人则大多是因为房租便宜、方便做点小买卖而选择住在这里。
小刘是迈克尔的课上英文最好的学生，她爸爸是天安门广场的保安。“他不管住在哪儿，重要的是养鸽子，养鸽子是他的爱好。他说自己愿意搬到郊区，但是他怕那儿不能养鸽子。管理者们在办公室作决定，但他们若出门问居民：‘你愿不愿意搬家，你担心什么？为什么你愿意住在那儿？’他们则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
迈克尔说自己一直很好奇，胡同那些青灰色的墙上为何一夜之间就被画上了大大的“拆”字，他特别想知道这些字是谁在什么时候画上的。
他采访过SOHO中国CEO张欣，谈到前门改建问题，张欣对他说：“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我，现在看到的前门是第36号方案，他们想要建成西单、王府井那样子的。”
“张欣特别喜欢他们在前门大街设计的石椅子，但是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直至采访当日，迈克尔说自己还是不知道这“无形的手”到底属于谁。对这只手感到好奇的，还有许多人。
《中国科学报》 (2013-06-14 第8版 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