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在骄阳似火的六七月，新一批“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将再次踏上寻梦征程。
十年前的6月10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在京联合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简称西部计划），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建功立业。十年间，共有14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西部，其中一些人最终扎根西部。
与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老知青”相比，他们被冠以“新知青”的称谓。然而，与彼时的“知识分子劳动化”不同，他们是自愿选择“下乡”的一代人，也是有志为西部挥洒青春热血的年轻一代。
然而，西部的广阔天地也是一个大熔炉，十年岁月如同炉火，将从小天地走出来的莘莘学子反复淬炼。有人意气风发、扎根西部，有人理想破灭、意志消沉；有人历经磨炼、锻造成才，有人半途而废、虚掷时光；还有人满怀期望西行，却发现“镀金”归来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对许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充满理想、希望、激情，同时又掺杂着现实、权衡、投机的十年。
当理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新知青”们坚守无悔，或退出无憾，是对未来西部计划的双重考验。
西部大憧憬
翁凡（化名）最近遇到一个麻烦。他想参加今年的西部计划，去新疆做志愿服务，但学校告诉他已经没有名额了。为此他很焦急。
翁凡是深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2011年曾参加西部计划在喀什第十一中学的支教活动。因为有了这样一次经历，让他对西部产生了抹不去的情感——他希望将来能留在西部发展。
其实，翁凡已经在深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政府部门做公务员，每月5000多元的工资，既稳定又有保障，是很多大学生求之不得的职业。但这却不是他想要的。
之所以“非新疆不去”，是因为一年前的支教生活让他喜欢上了那里的地理、人文，也让他牵挂着那里的学生。同时，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不容易找到归属感与成就感，也坚定了他扎根新疆的想法。
“假如我在深圳，应该是个很一般的人，默默无闻过一辈子，最后可能连套房子都买不到，靠努力达到自己设想目标的概率很小。相反，去新疆，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翁凡如是说。
据了解，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00万人左右，深圳大学生的就业率估计只有50%。翁凡说：“我老家就在江西农村，无所谓吃不吃苦。”
从1999年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普遍增长，我国高校连续4年扩大招生，到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我国由此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阶段。
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145万人猛增到212万人，增长46％。同时，恰逢非典，大学生就业问题形势严峻。为此，当年6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联合启动面向西部的大学生基层就业计划。
十年来，逾14万名青年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1.6万多人服务期满后扎根西部，占总志愿者人数比例的11.43%。在教师、医生、公务员以及创业服务等方面都涌现出一批优秀志愿者。
“如果不算地方项目，单就全国性项目而言，这个比例甚至更高，接近20%，也符合我们的制度预期。”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有关人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近年来，西部计划规模不断增大，录取人数从一开始每年6000人增加到现在的17000人。同时，西部计划还加大了向民族地区派遣志愿者的力度。2011年，该计划增设了服务新疆和西藏的专项，每年向服务新疆专项派遣近4000人，向服务西藏专项派遣400人。
“这17000个志愿者名额中，延期志愿者人数占到一多半，今年补充的志愿者人数大概在7500～8000人左右。”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国家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如果希望去西部工作，除了西部计划之外，可以参加“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计划”等项目。
他表示，目前，西部基础教育、基层青年工作、团县委的志愿者报名者较多，而专业性相对比较强的医疗等岗位则人才仍较缺乏，希望有更多专业青年人才参与。
趁年轻多做“傻事”
2011年，从广州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外交班毕业的冯卓怡选择了服务西部，志愿到新疆喀什工作。临出发时，她写下了这样的话：趁年轻，多做傻事。
“说是‘傻事’，就是做好了最坏打算，即使一无所有，还是可以从头开始。”冯卓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当时选择去西部是理想也是冲动，但年轻不怕输。”
2012年服务快到期时，冯卓怡开始考虑去留问题。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这成为决定去留的一个重要砝码。如今的她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市政府外事（侨务）办的一名公务员，真正把“根儿”扎在了西部。
“其实我和绝大多数西部志愿者一样，没有背景，普通出身，有一些能力，只是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让自己活得不一样的方式。”冯卓怡说，不管结果如何，有这份回忆绝对值得终身珍藏。
“如果不再年轻，再去做一些不计得失的事情就很难了。”李欢对《中国科学报》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2010年经过层层选拔后到四川自贡支教。
“西部计划和上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有啥区别？那是政府‘忽悠’年轻人干的事情，你跑过去做什么？”父亲这么问她。不过，她依然没有放弃。在她看来，尽管西部计划和上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有相似之处，但本质却完全不同。如今已在北京工作定居的李欢，仍然会鼓励身边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把薪火传下去”。
“或许去西部的志愿者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大家满怀憧憬而来，到实地以后才发现可以改变的东西很少。”
不甘沦为“打杂的”
在大城市人才趋于饱和，而很多人还是拼命往里挤的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的师资力量却日益贫乏。张悦（化名）也是众多义无反顾投身西部的志愿者中的一员。
这名深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2011年参加过西部计划。“我不想说自己有多么崇高和无私，我去的时候，只想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让张悦感到遗憾的是，她申报的项目是支教，后来却被分到“深圳前指”（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与“教师梦”失之交臂。
被调岗后，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办公室。
“如果都这样无所顾忌地被调岗，何来‘志愿’一说？”她质问道。
像很多志愿者一样，冯卓怡初到新疆时，也没有编制，拿着低廉的津贴，干着杂七杂八的活儿。
“机关单位是用了最低的成本，获得了相对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我比较喜欢称自己是‘临时工’。”她同时强调，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后来，冯卓怡开始陆续参与一些活动，主要是帮忙写一些稿件。再后来，她有机会参加一些接待任务并承担了一些活动的策划工作，最终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经过考试留了下来。
冯卓怡认为，用人单位对志愿者本身的技能及特长并不了解，如果志愿者不主动展示自己，就更容易被埋没，也难逃打杂的“命运”。
“我们可以有一颗不怕打杂的心，但是决不能甘于打杂。”冯卓怡笑说。
价值观的冲突与回归
“去西部值不值，要看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我就是抱着来西藏长长见识、玩一玩的心态。如果一年搞定了这些事，我觉得比较值。”董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今年，他的志愿服务生涯刚刚结束。
“去西藏志愿服务就跟上大学一样，只是这个大学离家比较远。”他说。
身为邯郸人的马辉是河北科技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与董磊不同，他今年选择的西部计划的首个志愿是去老家的团县委。
“回族在外面工作不容易，吃饭、找对象都成问题。去回族聚居的县里，生活工作都方便些。”马辉告诉记者，除了本省以外，他还报了宁夏与青海两地的志愿者，这些地方都是回民聚居区。
假设这次报名不成功，他打算走“三支一扶”计划（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选择西部计划算是缓冲，等工作一两年，然后回俺们县里，在家乡附近找工作。”
尽管志愿单位与他所学的国贸专业有些不对口，但马辉认为，这是一个“不会输”的计划。“牺牲专业不算什么，在家乡服务一两年，能够结识不少人，‘充实’一下自己的社会关系。”
毕业后通过参加西部计划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很多志愿者都有的想法。“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之初确实有缓解就业形势的考虑，但现在的西部计划更偏向于一个人才培养项目，2011年被列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更倾向于是一种过渡性安排，而不是终极性安排。”前述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相关人员表示。
他解释说，当前的西部计划不是以就业为目的，而是为了让年轻人对自己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从而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就业问题不光是西部志愿者碰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大学生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帮助服务期满的大学生就业，团中央也把西部纳入青年总体就业服务范围之内。”
据介绍，西部计划的就业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就业推介会服务，与地方沟通提供就业机会，要求高校将他们纳入应届毕业生派遣工作等。 为了鼓励志愿者投奔西部，让更多的人才留在西部，同时缓解因高校扩招引发的严峻就业形势，国家针对西部计划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服务期间计算工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志愿者考研究生笔试加10分等。
同时，十年来，国家多次上调西部志愿者生活补贴标准。如果志愿者所在地被列入国家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可以执行所在地科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且每年按照志愿者家庭所在地和服务地之间的实际里程发放两次交通补贴。
翁凡认为，选择去西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择了奉献。同时国家已经想方设法给志愿者提供帮助，因此很多东西要靠自己争取，而不能仅指望政策帮扶。
坚定信念才能扎根西部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扎根西部同样可以实现梦想。”冯卓怡说。据统计，她所在广东服务队的留疆志愿者中，当年第一批去的二十八九个人，除了提前退出和期满退出的，有1/3都续签了第二年，而且在第二年服务期即将结束前都找到了不错的“归宿”。其中有公务员、有事业编制、有教师，也有在援疆企业当部门负责人的。
“不是只有稳定的工作才能称得上是工作，其实道路可以有很多。”她说。
冯卓怡甚至憧憬着，若干年后，留下来的志愿者会产生新时期的“疆二代”。这些志愿者的孩子们会走出去，也有更多的孩子会走进来、留下来，就像现在的他们一样。
“有人愿意走，有人愿意留，如此生生不息地循环更替。”然而，目前看来，由于体制机制以及政策贯彻落实的问题，志愿者即使要扎根西部，仍要面临重重挑战。
杜彦青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2005年毕业时，他积极响应西部计划的号召，回到家乡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与多数志愿者的规划不同，他选择了自主创业。
毕业第一年，他打算种植高产饲料。然而很快遇到资金不畅、关系不通等问题，他尝试申请大学生创业基金却以碰壁告终。没有钱，他只能东赊西借，租赁的400亩草地是赊的，播种的2000公斤草籽儿是赊的，就连请人用拖拉机耕地也是赊的，只能到了秋后再算账。
2006年，杜彦青拿到了团中央举办的西部志愿者创业培训证书，可以申请小额创业基金，但是回到家乡以后，当地政府部门却说没见过这个证书，“不知是真是假”。
“还好我当年是在本省参加志愿服务的，之前的大学老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们帮我联系了渠道，否则创业简直不可能。”
“就像当初选择志愿服务西部一样，大学生创业也需要理想、信念和毅力的支持，要愈挫愈勇；同时，把大学生‘扶上马、送一程’，政府还需要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消灭官僚主义做派。”杜彦青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服务的志愿者背水上山参与抗旱。
《中国科学报》 (2013-06-14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