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良
■本报记者 沈春蕾
“要么不做，要做就只做创新药物。”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主任蒋华良坚定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
2009年，由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盐酸安妥沙星成功上市，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1.1类氟喹诺酮类抗菌新药，成功填补了我国该领域50年的空白。对于治疗心脑血管二类中药丹参多酚酸盐注射剂，实验室提出以丹参乙酸镁作为丹参新制剂质量控制标准的创新设想，发明了丹参多酚酸盐提取精制工艺，从本质上完成传统注射剂的升级换代，2012年，其销售额突破20亿元。
如今，实验室瞄准危害我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重大疾病，综合运用化学、生物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与其他科研机构、企业的良好合作，将一批批新药研发成果转化，推动我国医药产业发展。
拓荒起步 快速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处于初建阶段。“当时的研究条件很简陋，例如旋转蒸发仪仅有两台，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的工作只能在普通286微机上进行。”蒋华良回忆道。那时，蒋华良正在上海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在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科学院和上海药物所配套经费的支持下，实验室购置了倒置显微镜、大型旋转蒸发仪等一批关键性仪器设备，加之上海药物所公用大型仪器的支持，形成了比较完整、有特色的研究系统，基本达到上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4年建设，拓荒起步，历经艰辛。在科研方面，实验室将新药基础研究领域四大学科有机结合，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在原有多年科研工作基础上，完成了治疗早老性痴呆性新天然产物药物石杉碱甲和二氧代哌嗪类抗癌新药Sobuzoxane的临床试验，还对抗肿瘤化合物CJ-04等先导化合物开展了深入研究。
1998年，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实验室选择在药学领域中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又是我国创新新药工作中薄弱环节的天然产物化学、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新药筛选及药理学（主要为抗肿瘤、神经系统药物）和新药体外毒性研究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实验室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从基因组到药物”的现代创新药物发现与评价体系，在本学科领域中慢慢建立了优势地位，逐步成为国家药物研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纳人才 协同创新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早期发展阶段，不仅研究经费不足，还面临着人才紧缺的窘境。”蒋华良告诉记者。
为此，实验室在成立初期聘请从挪威回国的胡国渊博士任副主任，还为其他几位回国的博士后人才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使他们能尽快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一直是实验室重点工作之一。2000年以后，针对人才知识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某些学科领域人才不够充实等问题，实验室聘任了10名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学术骨干为固定人员，进一步改善实验室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
现在，来自实验室的学科带头人已在国家、中科院和上海市的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重大项目组织和实施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纳人才的同时，实验室还重视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早期，实验室与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兄弟单位联合承担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化合物的筛选”专题。
近年来，实验室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基于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药物发现研究”，以提高实验室自身蛋白质科学的研究水平，促进靶标发现与功能确证以及结构生物学等研究。
此外，实验室还帮助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建立了基本药物筛选和评价平台，并培训相关技术人员；在暨南大学设立分实验室，合作开展基于天然产物的药物发现研究。
脚踏实地 潜心科研
在介绍完实验室的概况后，当记者问及蒋华良有没有触动心弦的科研收获时，他的回答是“还真没有”，这有点出乎记者意料。
蒋华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被评为中科院上海分院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毕业后又被上海药物所特批为副研究员，按理说他的科研经历应该很精彩。
“新药研发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药物创新体系的源头，不少前辈可能一辈子只能做出一个新药。”蒋华良平静地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药研发人员的激情似乎就这样被消磨掉。”
与此同时，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为科研人员营造了一个宽容失败、摒弃浮躁、潜心研究的氛围。在这里，从事新药研发人员的工作看似是那么波澜不惊，而一旦新药问世，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其实，蒋华良和他的同事们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呢？只是，他们更清楚，新药研发不能急功近利，科研机构不同于企业。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江大河的源头都是少得可怜的一滩水，新药研发就是这汪源头活水，不在乎后续收益，只在乎创新引领。
《中国科学报》 (2013-06-11 第8版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