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而非政府机关的延伸，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而非官僚养成所。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说：大学校长的地位极其崇高，政府当局和整个社会应该把他们尊为宾师，决不可以视同一般之高级政府官吏。因为如果校长是官吏，在更高权力面前必须低头，在学校中又以长官面目示人，这违背了大学的基本精神。大学是有梦想的人的聚集之所，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这需要大学中人有脊梁。

 

校长作为大学的舵手，首先要有脊梁。视“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的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改造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所，吸引大批学者云集，这些学者不但使北大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成为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的集散地，而且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视大学为研究学问之所、实现理想之地的罗家伦，将为学问殉道视为人类最光荣、最高尚的事业，将能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悟视为对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他致力于清华建设，终使清华由留学预备机构升格为国立大学；视“大学为大师之谓而非大楼之谓”的梅贻琦，认为大学存在的价值体现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达目的，筑巢引凤，在吸引大师的同时注重培养通才以便成就未来的大师，终使清华成为著名学府。竺可桢视大学为养成公忠坚毅、主持风会、转移国运领袖人才之所，恪守“务实求学，存是去非”之旨，终使浙江大学有“东方剑桥”之称。为了抵制外来干涉，蔡元培先后五辞北大校长；为了维护校统，罗家伦毅然辞去清华校长。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

 

作为直接从事学术的研究者与创新人才的培养者，教授必须有脊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竺可桢说，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在竺可桢看来，大学的主要职责不是供给或贩卖现成知识，而是要开辟新途径、创造新知识，培养学生批判与反省精神，使学习者能够自动求知、持续研究与创造知识，这要求教授先有这种意识与能力，并具有将其贯彻下去的脊梁。这种脊梁甚至重于教授拥有的专业知识。因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也未必具有独立精神和健全人格。精神萎靡与脊梁扭曲的教授也会培养人，但培养不出精神健全与脊梁坚挺的人。这样的人只能阻滞社会发展，正如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所言：如果我们的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些陈旧的知识，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趋炎附势的小人的话，那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和罪人。

 

大学生是大学人的绝大多数，只有他们有脊梁，我们的未来才会光明。大学生开始接触高深学问，以便获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慧；开始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便从容应对人生中的挑战；开始思考人生意义，以便更好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需要大学生自己做出持续努力，更需大学予以帮助与培养。大学首先要将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人，即有自我意识——能认识自我、有德性，能成就自我、有理性，能认识他人和周围世界、有实践性，能实现自我、有创造性，能展现自我与有情感性，能与他人和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人。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脊梁。蒋梦麟说大学要帮助学生“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养成健全之人格”、“养成独立不易之精神”。胡适认为，独立的精神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竺可桢指出，浙江大学的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大学生本身对现实比较敏感，若大学以权力与功利加以诱导，后果堪忧。“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绝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消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罗家伦如是说。

 

不可否认，在权力与功利双重作用下，中国大学的脊梁已严重扭曲。突出表现在大学对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的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吴康宁说：“有些大学甚至像政府部门手中的机械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是落实政府部门的通知、指示、要求。”大学一旦惟命是从、脊梁扭曲，便会失去自我，成为行政命令的被动执行者。脊梁扭曲的大学在管理与培养人才方面会出现严重问题：权力之下，惟权是从；功利之下，惟利是图。在权力与功利之下，人人都得低头、弯腰，造成诸多内耗与浪费的同时，培养出人格不全、精神萎靡的人。因此，当大学没有脊梁、没有基于脊梁的自尊时，大学人难有脊梁与基于脊梁的自尊，大学以及大学人将被异化而失去自己的个性、特点与特色。“只有拒绝依附，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有胆量的大学，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一所有自尊的大学，这样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才有希望。”吴康宁如是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3-28 第7版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