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建立时期，在全社会充满着昂然进取精神的同时，见利忘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学习外来金融文化、制度的同时，不应忘记把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金融制度建设相配合。
■周建波
中国经济史上非传统意义的经济组织生成金融活动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比如中国古代的寺院金融。
在公司资本主义出现前，人类社会有一个宗教资本主义阶段，在西方是基督教会，在中国是佛教寺院。僧侣如同企业家一样，管理信徒们捐献的土地与财产；寺院是土地交易、金融贸易和生产机械的生产使用中心，僧侣们开辟了土地交易的市场，而且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
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处于快速的变化中，金融市场波动起伏，贫富分化现象极为严重。及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债务奴隶成为严重影响汉政权的两大痼疾。
王莽政权遂寄希望于计划经济的办法——“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但是封建政府仍然无力解决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只能任由豪强地主田庄自由发展，这就导致东汉末年宗教运动大规模兴起。由于寺院不受世俗法律管辖、免税免役等特权，使佛教短时期内成为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各民族共同的狂热信仰，把中国化为“佛国”。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热的盛况从寺院数量、僧尼占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可略见一斑。北魏、北齐时期，寺院从原来的100多座猛增到三四万座以上；北魏时期，僧尼人口从东晋时期的0.1%左右增至总人口的6%，而北齐、北周更是分别占到15%以及22%以上。
寺院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口，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带来了发达的寺院庄园经济。而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战乱，造成了大量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们迫切需要来自社会的物质、精神的全方位支持。这就在豪族共同体计划分配体制的汪洋大海中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市场的大口子，满足这一强烈社会需求的主体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商人——寺院地主兼商人。
寺院金融以其巨大的规模、内部有效的分工在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金融业的五大基本业务——存、贷、保、汇、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金融中已具雏形，奠定了后世金融机构的基础。
譬如寺院保管社会各种捐施的仓库“寺库”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先规模化经营借贷业务的机构，它不仅业务种类齐全，规模庞大，而且借贷范围广阔而深入，堪称明清当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祖师爷”。
同时，寺院还开始了挂单制度，让游学的僧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免费吃住在寺院，这正是后世“汇”的萌芽；而货币兑换、异地货币转运正是后世“兑”产生的最直接动因；此外，寺院财产的高度安全使得寺院除开展借贷业务外，还从事存钱保管业务。
中国寺院金融生发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唐中叶走向衰落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隋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大规模的寺院金融活动不为政府所喜，反成为其心头之患，使寺院金融逐渐走向衰败，世俗金融开始复兴。
尽管寺院金融在我国历史上发展时期并不长，但它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寺院金融将来自印度的工商业先进理念以及商业组织形式输入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中国金融史上重要的奠基石。
而且，寺院金融还推动全社会形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既有助于政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金融事业中去，促进民生发展。同时，也让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有了相呼应的微观基础，有助于解决个别地区、个别时期利率过高，以及金融市场难以为继的问题，避免重蹈战国秦汉金融市场的覆辙。
此外，寺院金融对突破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宗族的限制，发展商品经济、金融市场很有作用。唐中叶后非常流行的跨血缘、地缘色彩的民间“合会”，就是在寺院僧人的影响下由被称为义邑或邑会的宗教会社组织发展而来的，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金融市场的进步。
乱世民众的高度信任使寺院得到大量捐施，而普度众生、济世救人的观念又促使其积极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放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业的社会化程度，此乃寺院金融对中国金融业的最大贡献。
尽管现在离魏晋隋唐寺院金融的时代过去了千年，但对当代的金融文化、制度建设仍有很大的指导价值。在学习外来金融文化、制度的同时，不应忘记把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金融制度建设相配合。
寺院金融来到中国之时，也发挥了中国传统金融行之有效的质押、担保等信用形式，以及行之有效的政府、家族等组织力量，提高其竞争优势。现在西方的银行制度来到中国后，也需要借助传统的金融文化、金融组织形式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力量，将民间“合会”、钱庄、典当的力量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使外来的银行制度适应于全球化的大企业组织，借助民族金融文化、组织形式这一适应于区域化的小企业组织的庞大网络的力量，深入到民众中去。
物以类聚，大金融组织为大企业服务，小金融组织为小企业服务，让大金融组织为小企业组织服务，可暂行而不能常行。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各界呼吁民间钱庄合法化、阳光化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政府强令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落实不下去的原因。
同时，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建立时期，在全社会充满着昂然进取精神的同时，“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见利忘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古寺院金融的人文价值同样要求全社会树立博爱、包容、关心他人，即见利思义的价值观。
当前，从政府层面讲，执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及民间利益，以至于政策多变，民间投资多有损失现象，人们对政府多有抱怨，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从民间层面讲，为了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以至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毒姜、毒蒜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种政府短视倾向严重、民间追逐利益导向严重的情况下，儒家思想的复兴、各种宗教的流行，从总体上是件好事，它有助于全社会博爱、包容、关心他人价值观的形成，有助于政府民间共同发展金融市场的合作机制的形成，对推动金融市场有序、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作用极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冯丽妃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3-12-16 第7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