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芸
说性史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第二专业”一点不为过，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天文学史博士，1986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中国十世纪前的科学性初探》，出版的第一本书则是《性在古代中国》。
数年来，他频频有相关书籍出版，包括《中国人的性神秘》《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性感：一种文化解释》。近期，他又将自己30年来介入性学研究的文章结集为《性学五章》出版，他说“这是对自己个人的性学研究和30年中国的性学事业的一个回顾”。
《中国科学报》：你自称“好古成癖”，学到数学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学到物理对物理学史产生好奇，这自然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要研究性史。但你研究性史从玩票到专业，相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要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性史对当下的意义何在？
江晓原：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明代的春宫画册已经进化到今天的视听光盘，但仍是同一性质的出版物；而南宋临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与今天的相比至多只有服饰上的区别……
中国人的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现实意义，也就从这里显现出来。研究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今天性问题的理解，不过当然不要奢望从古人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现成药方。
《中国科学报》：在当代读物中或者影视剧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充满禁欲色彩的、不健康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性观念是如此吗？
江晓原：这其实是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像完成了一个轮回。
在文明发展史上，性规范逐渐产生和发展。上古之时，先民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尚在若有若无之间。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古代中国人重视人欲中的性欲。“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古代中国人性观念坦荡且开放。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宋儒鼓吹的理论其中就有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禁欲主义道学观念的推行，根本是反人性的，所以几百年来，就造成了中国人普遍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造成了那些病态的性观念。
《中国科学报》：你提出了一个“性张力”的概念，这怎么理解？
江晓原：张力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比如一根悬吊着重物或两端受拉的绳子内部就有张力。而中国人的性心理，乃至整个民族的性心理都有类似的情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性长期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和重人欲。另一极则是礼教。上古之时，先民从野蛮状态中进化而来，性张力几乎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性规范逐步确立，性张力开始产生。不过直到宋代以前，人欲一极一直很强而礼教很弱，性张力不强。自宋明之后，形成两极并强之势，性张力很大。而如何缓解这种性张力，求得身心平衡是无法回避的难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所承受的性张力已大大减弱。但在文明社会中，性张力永远不会减弱为零。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这30年中国人性观念的变化，在性张力大大减弱的今天，你个人感觉这个张力合适吗？
江晓原：我认为还是偏大了一点。要减少张力，绳子的两端就要更靠近。违反人性的那些主张，当然应该更向人性靠近。这样的趋势事实上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令人欣慰地持续着。
《中国科学报》：你曾给《性学观止》（第六版）写过一篇中文版序言，名曰“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这个问题，你如何回答？
江晓原：首先，性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其次，性学有横跨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特殊性。性学关于“科学知识”那部分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继续讨论的内容越来越少。但性学中的“文化”那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而且许多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变迁、婚姻的价值，是永远难以定论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关于性的讨论和思考将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 (2013-11-08 第14版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