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春蕾
“我不是一个创业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北京大学工业工程与管理系主任侍乐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请老师办公司，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企业自身对技术的突破。”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陈东敏告诉记者。
侍乐媛和陈东敏都是现任北大教授，哈佛校友。侍乐媛创建了大系统优化的嵌套分割法（NP），并将此项技术应用到制造业、物流业、医学等领域。陈东敏曾参与创办中科院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出任首任执行院长，目前在北大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
看似不同的经历中，都和技术转移转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采访，记者发现两位教授的观点往往不谋而合。
百分之百的投入
记者认识侍乐媛是在清华留创园承办的中关村留学人员企业精品项目推介会（以下简称“三三会”）上，侍乐媛作为北京施达优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上台演讲，向现场的投资人介绍该公司的坤特（量化）管理系统。
“三三会”因每月第三周的第三天召开而得名，由各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向银行及风险投资机构推介留学人员企业的项目。在当天的推介会上，不同于其他企业急切介绍市场前景，以期望获取风险投资商的关注，侍乐媛的讲解更关注项目本身的技术，个案举例非常富有感染力，引来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提问，给会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创业，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如果教书，也应该全身心投入。”侍乐媛告诉记者，她还是更喜欢当老师。作为一个科学家，侍乐媛认为自己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没有积累就没有突破，因此自己没有精力来创业。
身为北京施达优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侍乐媛很少去公司，她说：“我不懂经营，只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公司也给了我很宽泛的自由。”
侍乐媛很注重做事情的方法和流程，她喜欢教师的身份，喜欢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做课题、作研究。构建一个实用的大系统、复杂系统优化平台以及相关领域的系统优化软件，将自己的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大市场，这是侍乐媛选择北京施达优技术有限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师关注自己的研究，企业关注出资的回报，当两者能契合的时候，自然会走到一起，侍乐媛用她自己的经历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技术转移转化的案例。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在意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而是更关注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
侍乐媛希望将自己的技术传播到更广的应用领域。因此，只要跟技术相关的事情她都会全身心投入，哪怕只是“三三会”的一个PPT演示文件。她乐于看到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技术，并接受、使用和受益于自己的技术研究，这就是一个工学教授坚持的理念。
寻求观念的转变
陈东敏从事技术转移工作已经很多年，美国的工作经历让他发现，在硅谷没有一条与人才相关的政策，但硅谷却诞生了很多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和领军人才。反观我国，各类人才政策数不清，但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还是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
谈及我国技术转移人才稀缺时，陈东敏表示，硅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硅谷的解决办法是，项目和人才先由风险投资商来评定，好的项目即便执行者不对，也会被否决，只有好的项目和正确的合作者同时共存，才有可能诞生企业。
陈东敏说：“老师只负责学术研究，技术转移的工作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他举了一个简单例子，如果教授都去给企业做技术转移转化，甚至自己创办公司，哪个家长还放心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老师都创业去了，那么谁来做科研，科技又怎么能进步？”
“大学教授不应该全身心地帮助企业做技术，而应该做好老师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陈东敏说。北大设立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是为了让大学里的技术寻求市场合作，前提是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教师开公司，到企业兼职不叫技术转移。”陈东敏说。虽然学校没有严格要求，但教师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研究，干好这一个环节即可。企业甚至庞大的产业链条，不是教师能胜任的工作。
谷歌、英特尔、微软等世界领先的公司，他们的技术团队和研发能力可能不输给任何一家大学的研究所。反观国内的一些企业，在等待科研院所的技术，寻求教授和研究员的帮助，最后企业会产生对外界技术的依赖；而教授因为远离教研，变得商业化，丧失了学者的纯真。
只要跟技术相关的事情都要全身心投入，哪怕只是一个PPT演示文件。我乐于看到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技术，并接受、使用和受益于自己的技术研究，关注自己研究成果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
——侍乐媛
老师只负责学术研究，技术转移的工作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如果教授都去给企业做技术转移转化，甚至自己创办公司，哪个家长还放心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
——陈东敏
《中国科学报》 (2012-07-07 B1 园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