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转移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各地纷纷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图为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学院一直致力于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并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技术转移方向硕士研究生班。
一个精通企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风险投资、知识产权领域的人才，在外企的年薪能达到百万元。据一家技术机构负责人透露，自己的团队不稳定，经常有人跳槽到外企。他认为事业编制并不能吸引这类人才，而换一个身份，也许他们会拥有更灵活的空间。
■本报记者 沈春蕾
“为支持工研院发展，学校特批500个事业编制。”这是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一则招聘启事的部分内容。此次招聘的人员主要从事工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业技术转移推广、区域工业国际化技术转移等工作。
这则消息让不少同行哗然。认同者赞赏该校推广技术转移工作的魄力，质疑者追问该校如何申请到这么多事业编制的名额。带着同样的疑问，《中国科学报》记者拨通了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电话，但工作人员以领导出国考察为由拒绝了采访。
多家技术转移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时，一致表示，目前技术转移工作主要困境在于人才的招募，尤其是具备技术转移经验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很难招到。上述浙江大学的招聘启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点。
多年来，国内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遭遇“无名无分”的尴尬境遇，从业人员在职称评定、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处在事业体制的边缘。以“事业编”来激励技术转移工作，强化对技术转移人才的重视，效力如何？
一份“苦”差事
记者曾多次约访中国科学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主任王晓斌，但常常找不到人。在一次技术转移工作会议上，好不容易拦截了王晓斌，记者才明白为什么如此难约。“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企业，这就是我的工作。”王晓斌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王晓斌的记忆里，早先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相对简单，多数是将现有的技术成果直接转让给企业，几乎不需要相关人员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但技术转让后能够带动的产值却很低。
而今，企业已经发现研究所的大部分技术成果并不能直接应用投产。“北大的技术转化可以分成两类，企业委托研发占90％，直接技术输出占10％。”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陈东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7月份学校虽已经进入暑期，但陈东敏的工作却进入繁忙期，日程已经排满，其中不乏各地的考察工作。“在办公室我的工作将毫无进展。”陈东敏说。
不难发现，企业与院校的合作仍需要更多的磨合，也需要深入技术研发的源头。“明确知道自己需要哪项技术的企业并不多，现成的技术成果在市场上无法直接用。”中国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主任李昌群告诉记者。
企业关心技术能带来多大利益，研究所关心技术的应用价值。而挖掘企业需求，对接研究所技术，需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这项工作，研究人员和企业人员都没法完成，因为工作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懂技术，又要懂市场。”李昌群说。
早在数年前，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技术转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训班。但是，这个研究生培训班挂靠在该校软件学院，虽然请到许多专家兼职授课，但从现实来看，要培养既懂技术又熟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并不是一个硕士培训班所能解决的。
“我不得不经常给自己充电，否则企业讲的技术就可能听不明白。”中科院和高校技术转移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此感触，不仅需要接触几十家企业、上百项技术需求，还需要准确给出技术和市场的分析，体力和脑力面临着双重考验。
编制留不住人
“我们不缺事业编制，就缺合适的人。”一家技术转移机构的负责人老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老张曾从事生物材料、口腔医疗、金属铸造等4个行业的具体工作，拥有理工和金融专业背景，属于技术转移工作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像老张这样的人才并不多见。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科相关专业背景；有企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等工作经验者优先。”这是浙大工业技术研究院招聘技术转移人员的两项职位要求。
“多专业、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很难招。”李昌群表示，即便是在人才荟萃的中科院，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
另一个阻碍科技人员投身技术转移工作的原因，是从事技术转移转化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高。在老张的15人团队里，每人年薪仅5万元左右。在中科院和高校的技术转移部门，工作人员也仅赚取自己的岗位工资，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工作量很大。
一个精通企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风险投资、知识产权领域的人才，在外企的年薪能达到100万元。老张表示，自己的团队并不稳定，经常有人跳槽到外企赚取百万年薪。事业编制并不能吸引这类人才，也无法保障他们的收益。
尚须创新激励方式
在一些技术转移部门负责人看来，事业编制反而束缚了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事业单位的身份决定着这些技术转移机构无法参与市场活动，实现自负盈亏。
当前，中科院有一些技术转移中心已经取得独立法人资格，部分还引入风险投资，只是仍属少数。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级的技术转移机构却面临一个窘境，无法考核技术转移的工作业绩。以中科院的技术转移中心为例，在将企业和研究所牵线搭桥成功后，技术转移中心就退出，因此技术转移工作变成了岗位工作的部分内容。
“并不一定需要金钱的激励，只是心里会有一种落差感，因为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多少技术合作协议的签订。”技术转移工作人员需要一种认可，一种对他们付出劳动的认可。
然而，由于如今身处的岗位和事业单位的编制，最基本的认可却变成奢求。老张的15人团队曾在江苏和浙江组织多场跨国技术转移大会，邀请近300家国外的技术转移机构，1500人规模，两天的会议里安排了50场以上的项目对接。
虽然老张的团队已经实现了从项目接洽到签订技术合同的全程参与，还有一笔很丰厚的项目提成，只是提成最后会交予上级单位，团队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一笔微不足道的奖金。
“之所以有人愿意跟着我干这个差事，可能部分是看中了我的人格魅力，还有部分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老张笑称。
“这是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很辛苦，不过有事业编制，还可以解决北京户口。”也许在北京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招聘有诱惑，但在外地可能会大打折扣。“也许换一个身份，我们会有更灵活的空间，也能给高端人才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很多事业单位身份的技术转移部门的心声。
《中国科学报》 (2012-07-07 B1 园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