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第四个圈画在哪里，政策、资金、项目就在哪里。”在近日由辽宁大学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在京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青云形象地表达了 “第四增长极”的政策效应。
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这三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之外，哪些地方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和以往将增长极定义为某一区域的提法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认为，第四增长极应从投资的角度去定义。他认为，真正的消费潜力在哪里，投资就该投向哪里。
那么，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在哪儿呢？
在当前形势下，西方经济哪一天能够爬出泥潭尚未可知，因此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原本是将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但面对西方的制约，已有不少投入成为不良贷款。
消费方面，2000年中国消费率曾达到62.3%，但其后消费率一路下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消费率只有49.1%，储蓄率则超过了50%。
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消费，但事实却是消费率在不断下降。
王国刚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两条：出口和投资。但如果投资仍然按原来的工业化道路继续走，势必造成更多的产能过剩和消费品过剩。
那么，应该向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呢？
王国刚表示，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吃穿消费所占比例在不断下降，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居住的需求却在上升，概括起来就是“住、行、学”。
中国的消费为什么上不去？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收入水平太低。但王国刚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截至今年10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39万亿元，按照现在的汇价折算是6万多亿美元，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数额大于美国加上整个欧元区所有国家居民储蓄存款。
王国刚强调，中国百姓现在的需求就是“住、行、学”，把这个“鼻子”抓住了，就是真正的增长潜力所在。
但是，“住、行、学”所需要的东西不可能从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王国刚指出，这就需要扩大消费型投资。而这种消费型投资不是一般的工业投资、生产性投资。消费型投资的结果是创造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由此才能把消费支持下去。
消费型投资也将对绿色经济带来更高的要求。
王国刚表示，“住、行、学”方面所需要的工业产品和吃穿用产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人们满足吃穿用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强调绿色经济，因为那时候人们不考虑宜居的问题，而是先考虑生存的问题。
但是，当人们要解决“住、行、学”的问题时，则需要考虑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是否适合居住，以及在节能减排和环保等方面的指标。这样就对工业制成品、工业技术等提出了新挑战，而这是工业化中期必须解决的问题。
王国刚指出，在上述发展趋势下，我国也将从原来的工业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城市化拉动工业经济增长，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这一过程不仅要求有技术的进步，而且这种技术必须符合城市化的要求，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环保、绿色要求。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辽宁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泰岩教授也认同王国刚的说法。黄泰岩表示，中国下一步的城市化决定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命运。“城市化在中国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也曾指出：影响21世纪的两件大事，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第二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科学报》 (2012-11-29 第6版 技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