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葫芦起来瓢，有关过度医疗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虽然这些年国家作了很多努力整治这个问题，但无论是取消医院15%的价格加成，还是通过立法来约束，过度医疗的行为都未能根治。
分析其中的原因，纵然是不能无视医疗体制的弊端和从业人员趋利化的现实，也不能避开监督难发挥实效的问题，但社会公众对医疗科技盲目崇拜的现状及趋势，也是导致这一“症疾”久难根治的重要因素。
由此引发的“靠法律”来解决的呼声也日益强大起来。在对待同类问题上，国外确实有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法。比如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标准，主治医生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放入过多支架的理由，并接受审批。此外，美国依靠严格的临床药师制度来防止输液滥用的发生。
相比之下，我国并不缺乏相应职业职责的法律法规，而是现有的职责界定过于模糊，并且缺少第三方监管机制与之配合来审核医生所开的药品。
此外，现有法律也依然缺乏对过度医疗的确认界限。这恐怕需要医疗行业管理机构和法律界人士共同努力，对认定过度医疗制定明确可行的标准。
《中国科学报》 (2012-10-30 B3 健康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