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左）、徐旸（中）、付托（右）在藏北高原
在摄制组的镜头下，普琼为学生辅导功课
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
6月，漫天飞雪。
教室里，年轻的语文老师向窗外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这节课的题目：春天来了。他觉得这节课很不好讲，因为眼前的这些学生从出生到现在，从没有真正体验过春天的感觉。
这里是位于藏北高原的西藏自治区仲巴县仁多乡小学。海拔近5000米，终年严寒，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30%~40%。这里没有春天，六月飞雪是最普通的天气。
2003年，一位叫普琼的藏族老师自愿来到这所小学。耕耘多年，他被评为了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今年年初，西藏教育厅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拍摄一部关于普琼的纪录片。于是，该校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和三位学生组成摄制组，来到了这所没有春天的小学。
必不可少的“陪同团”
为拍摄纪录片，摄制组于今年3月和6月两度进藏，共历时35天。然而，他们在仁多乡小学总共的拍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5天。剩余的30天，他们都在干什么？
“有几天是在普琼的家乡拍摄，有几天是因为高原反应太厉害，不得不休整一下，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路上。”担任纪录片执行导演的电视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徐旸说。
从北京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然后到仲巴县，最后驱车赶往仁多乡，这样一趟下来，便需要大概一周时间。每到一地，当地政府就会派专门人员全程陪同。走到仁多乡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陪同团”。对于这种看似有些“官僚”的做法，摄制组开始有些抵触，但当他们了解到实情，才知道这种做法并非毫无必要。
“因为这里地广人稀，环境极其复杂，某地的具体情况只有当地人才了解。所以每到一处，就只能多增加一名当地陪同人员才能保证安全。”担任纪录片摄像的研究生付托解释道。
仁多乡当地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在仁多乡的几天，缺氧、高原反应、恶劣天气、物资短缺都给拍摄团队带来了不少麻烦，但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里的严寒。3月的夜晚，他们住宿的房间温度甚至可低至零下，几个人睡觉时根本不敢脱去衣物，还要带上帽子，另外盖上3床被褥才能睡着。到了6月第二次进藏，情况稍有好转。“至少能到零上了，大概一两度吧。”徐旸说。
也正因为如此，摄制组的几个人对彼此的健康格外关心，每天早晨，相互询问身体状况成为了他们的例行公事，甚至细致到关心每个人每天的排便是否正常。“排便不好，就说明身体可能有问题。在这里，一点小病都可能危及生命，真的马虎不得。”负责此次录音任务的学生孙建这样说。
风雪中的“一剪梅”
摄制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拍摄已经成为仁多乡小学校长的普琼。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普琼在镜头前总是略显紧张，且言语也不多。于是他们决定转变角度，多拍摄一些普琼身边的老师，没想到在这些人身上，摄制组感受到了另一份强烈的震撼与感动。
让徐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夫妻教师，丈夫从西藏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这里教学，在学校和他的妻子相识。谈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教书时，丈夫说他在小学时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一位西藏阿里地区普通教师的故事，他被那位教师的精神所感动，于是立下志愿，长大也到高海拔地区从教。最终，他实现了愿望。
“当我问他坚持从教的动力时，他很淡然，说这是他的梦想，既然实现了就要好好干。”徐旸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根本不会相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还有这么一位为理想如此执著的人。
本文开头中那位有些无奈的语文老师叫归桑，1989年出生的他是这所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却已是一年级的班主任了。归桑每月的工资并不高，但除了维持正常生活外，他还要省下钱供家里的几位哥哥姐姐上学。当摄制组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工作一段时间便离开的老师时，归桑说没什么。之后，这位藏族大男孩沉默许久，用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成熟说出了四个字——人各有志。
在归桑的宿舍，摄制组问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归桑说是一些老歌。开始人们以为会是一些藏族歌曲，但当他打开电脑，传出的却是费玉清的名曲“一剪梅”。此时，窗外的六月雪还在下个不停。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中，那段熟悉的旋律传递给每个人的却是一种别样的心情。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
“看到他们落泪，我踏实了”
从西藏回来后，摄制组开始了紧张的后期制作。9月13日，一场专门为这部题为《为了孩子》的纪录片召开的座谈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会上播放了这部纪录片的初版，会议组织方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在传媒大学就读的西藏学生。
当时，徐旸的心情很是忐忑，不知放映效果如何。他尤其在乎那几位西藏学生的感受。但当纪录片结束时，他看到那几名藏族学生落泪了。那一刻，徐旸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知道这部纪录片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我们不想过分地渲染某种气氛，只是想通过镜头，将我们看到的、也使我们感动的场景呈现出来，这种真实才是最具感染力的。看到他们流泪，我知道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的真实，我觉得很欣慰。”徐旸说。
对于这部短时间内“仓促”而成的片子，何苏六觉得尽管有着诸多不足与遗憾，但总体上还算满意，而对于他手底下这三个“学生兵”，他的评价却颇高：“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完成拍摄任务，这三个学生‘没的说’！”
在那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付托的一位观看过该片的师妹给他发来一条近300字的短信。大致意思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她一直忘不了纪录片中的情景。仔细想想，她觉得片子里好像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那些人也谈不上有多伟大，但那些人、那些事却总是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怎么赶也赶不出去……
《科学时报》 (2011-09-29 B3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