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星
颇受关注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已于8月20日在北京揭晓,在参评的178部作品中,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5部作品最终胜出,获得了四年一届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据悉,参与评奖的62名评委在评奖结束后普遍表示,他们对这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最终的褒奖,是纷纷给予了那些敢于直面中国现实的现实主义力作。从公布的评委的实名投票状况及最后的这5部获奖作品看,当是所言不虚。
但这是不是就可以不无欣慰地说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与方法在我国依然普遍遵循并在创作上仍是势头强劲?其实不然,因为在当下,我们见得多的是对这一原则与方法的漠然、荒疏或不屑,见得多的是颇具浪漫色彩的对古今中外及天上地下的肆意穿越,也见得多的是对物质至上的顶礼膜拜及对脐下三寸的自然主义呈现……于是乎,“疲软”之说,“垃圾”之论,就如期而至,而文学整体的“式微”,更是有目共睹。自然还有其他的缘由,但对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与方法在本质上的背离和疏远,是国内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难见推重的主因所在。既是蒙尘日久,自当刮垢磨光,进而重新审视和深刻认知。
“现实主义”这个词的最先使用者当属德国诗人席勒,见之于1789年4月27日他致歌德的一封信中。而真正成为文艺创作的一种原则和方法,甚至在文艺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等地,随后又波及到了俄国、北欧和美国,也因此造就了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故又被高尔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概而言之,现实主义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努力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具有浓郁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二是塑造典型,做到如恩格斯所说的“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在今天若稍作回望,想必依然会惊叹连连,如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等,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德国的海涅、托马斯·曼等,俄国的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挪威的易卜生和丹麦的安徒生等,竟然都出自19世纪,那真是一个作家辈出、巨著丛生的时代。试想一下,整个的世界文坛如果没有这一批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和产生,该会是怎样的黯然失色。
自然,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现实主义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仍在继续发展,并且除了继承以往的传统,也更注意吸收和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与手法,从而艺术地揭示着新的时代及其特征,也相应地产生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毋庸讳言,由于受到种种的侵扰与蛊惑,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和方法在国内的这几年,显然是颇为势单力薄,甚至有偃旗息鼓之虞。而在这艰难时势,凡坚持者就难能可贵,日见精进者就更是值得敬重和褒奖。看此次获得“茅奖”的5位作家,有一种现象不应忽视,那就是他们都已成名多年,成就卓著,尤其在创作上也都有着“十年磨一剑”的执著与心劲。
张炜以近20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共39卷,450万字,被称为“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评价这部小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最具有重量的新收获,她认为“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询、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刘醒龙的《天行者》以一群民办教师“转正”为主线,叙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使人陡生喟叹的生活与命运,但又正是在这些人身上,时时闪烁着民间英雄这一难能可贵的特质。而毕飞宇的《推拿》,则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综观这5部作品,内容的深沉与凝重,已是自不待言,而题旨的“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及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亮色与希冀所在,显然更为读者所称道。
由此也不难想见,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和方法,定然与虚无和冷漠无关,也与玩票或投机无涉,自然也与目空一切地上下穿越大相径庭。“风起云涌”的网络文学在参评鲁迅文学奖时一无所获,今年再次参选茅盾文学奖,仍是全军覆没。急于证明或正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参照这最终获奖的5部作品,显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自省之路要走。公正公平地给优秀之作以褒奖,既是肯定,也是激励,也更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提倡和重振。
《科学时报》 (2011-08-25 B1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