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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建筑艺术的典范
金 磊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社会及学界都在总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不仅在社会、经济上结束了帝制、缔造了中华民国,更从各学科角度发掘并寻找辛亥革命对中国科学、文化、艺术所带来的新理念和新发展。但与史学家所不同的是,科学家的探索是要解读辛亥革命对中国科技史的“空白”点及欠缺,力求丰富中国科学文化的瑰宝。
从人类建筑的起源看,建筑创造着奇迹,如中国的万里长城、故宫、赵州桥,埃及的金字塔、太阳神庙,玛雅人的巨石建筑,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白金汉宫,乃至古罗马、古希腊的教堂宫殿等这些令人自豪的建筑,都是艺术与科技的结晶,都带来人类科技史、艺术史的一个个飞跃。然而,由于中国建筑文化知识普及滞后,对这些数以万计的人类不朽之建筑佳作的认识并未上升到科学文化的层面,以至于不仅公众的建筑文化认知水平不高,学界也有诸多偏见,至少认为建筑趋于艺术类,建筑属科学技术的边缘。
由《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1期)提供的2010年全国11所高校近百篇科技史学位论文题目中,只有三篇是涉及建筑内容的,这说明由于学界、政府的关注度不够,建筑科技史料被人为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同时也暴露出中国辛亥革命前系统化的建筑教育“为零”的格局。
对此,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经统计、分析后指出,中国最早开办的建筑学高等教育仅始于1923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而意大利于15世纪在米兰学院设建筑专业,日本也早在1886年便在东京帝国大学设建筑学。为此,借辛亥革命盘点并挖掘中国建筑科技史料,向社会传播百年建筑中国科学与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建筑作品及有开创性建筑师的“故事”,是颇有意义的。
中国乃至国外的建筑文化传播是个大课题,这不仅涉及到对建筑文化、事件、人物、作品、思想等的认知,还有中国建筑的世界认知或世界建筑的中国认知等命题,有建筑传播的方法与方式,更有建筑传播对象设计与思考。
2009年5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研讨会”上,有专家披露:在一次交流会上有建筑艺术的评论者扬言,新中国建筑几乎寻不到经典项目,“垃圾作品”居多,甚至公开否认以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先辈开创的中国建筑事业;2009年6月16日,在北京某学院召开的“你心中的标志性建筑”为题的“建筑师茶座”上,前来参会的数十位本科生及研究生基本上已说不全北京不同时期的“十大建筑”了,甚至不知道北京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大师的名字……
在这一片迷茫及喧嚣中,我极其吃惊地感到,我们既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就不可丢失建筑文化遗产;我们既然强调要保护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近现代建筑,也必然要考虑到量大面广的中国建筑;不同城市既然已将一批不同时期的标志建筑视为城市“十大建筑”,就更应该有计划、有政策保护并推进对它们的宣传及保护事业。
事实上,我国近现代建筑保护的工作由来已久。可问题是:人们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视角过多集中在古代建筑,而对近现代建筑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以来的建筑缺少系统保护思考,似乎认为凡是新近的建筑是容易且简单的,并已出现凡不理想建筑即拆即炸的大量案例,以至于在全国连续发生多次寿命低于20年的建筑被毁事件。
普及建筑文化遗产是要见物见人见思想的,著名学者张钦楠曾说,中国历史上对建筑师的轻视,倒不是受“读者中心论”的影响,而是一种轻视技术、轻视工匠的陋习在作怪,本质上是否定建筑文化的意义。
即便到了现当代,建筑师职业虽被认可了,但在不少地方仅将它认作为一个工程师分支,相反早在古埃及和古希腊时代,设计神庙和神殿的建筑师被认为是“通神”而格外受到尊敬。建筑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因此人们称呼它是“时代的镜子”、“文化的影子”,凡卓越的设计几乎在建筑的每个角落都传达着信息,如果说建筑在谱写历史,不如说是建筑师用他的哲学观、文化修养、艺术情绪等创造着历史。
梁思成把中国明朝以后的宫廷木建筑归纳为“僵硬时期”,与唐代的“豪劲”、宋代的“醇和”共组成中国三大建筑特色期,其中明南京城建筑严格按《考工记》规划,其格式成为后来北京城的样板。
作为时代的对比,当中国明王朝建筑走向保守之际,欧洲却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纵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表现,其经典项目体现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师布鲁莱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屋顶。此阶段意大利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人们已不再像古埃及或古希腊那样,将建筑师看做是能够“通神”的特殊人物,而更加推崇其在科技与艺术上的天赋。
19世纪中叶,满清王朝陶醉于自己的“康乾盛世”,不顾在鸦片战争中的败仗,斥巨资建造北京的“三山五园”时,大英帝国则用技术含量更高的建筑来表现自己的辉煌,它用的是象征永恒统治的石造实体构筑,1851年世界博览会建造的“玻璃宫”体现其工业和技术成就的建筑形式。尽管在那些热衷于“永恒”的新哥特或新古典主义的标志建筑人士的眼中,玻璃宫不过是一座临时建筑,但1887年~1889年建造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却是玻璃宫生命力风格的继承与发扬。
在海峡两岸现有的20世纪文化遗产中,有许多建筑或遗址记载着这段波澜壮阔的史诗。如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中有70%的项目是1900年~1937年建成的,成为20世纪中国极有代表性的遗产;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汉三镇的辛亥革命烈士公墓和名人之墓多达11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辛亥革命遗产建筑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中,这不仅有因为缺少对历史遗迹重要性的认识而产生的忽视,更有对建筑文化漠视所致。为此,我认为,当下普及建筑文化教育可借辛亥百年中国建筑的发展轨迹为线索,向上下延伸进行建筑文化普及活动。应开辟 “建筑文化遗产知识”园地,它将涉及建筑文明的兴衰、中外建筑文化的表现、建筑与园林及相关艺术形式等,建筑与文学、建筑与绘画、建筑与摄影、建筑与雕塑,更涉及建筑文明的诸多断想,甚至涉及城市与建筑的灾难文化,讲述建筑背后的一个个故事等。可以相信,经过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建筑科学与文化共同性的国家认知,更有助于国民的建筑阅读之普及发展。
《科学时报》 (2011-12-15 B4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