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
深圳“八毛门”风波刚平息,广州“后八毛门”风波又起。据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位1岁多小男孩因重症手足口病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其父徐先生怀疑医院过度治疗,多次拒绝相关检查,并详细记录诊疗过程,医生也觉得很紧张,很多治疗都要求家长签字,孩子至今躺在重症监护室。
真可谓“摁下葫芦浮起瓢”!本来,深圳和广州的两位爸爸与绝大多数患者一样,见到医生都会十分谦恭。不过,当他们遭遇重症监护、腰椎穿刺这类“疑似过度”的治疗和动辄上万元的费用时,就会本能加深“待宰羔羊”的自我角色认同感,和对医疗机构“唯利是图”的愤怒,以至于任由感性判断取代理性思考。
事实已经证明,深圳“八毛门”风波是患者一方在对医院极度不信任情况下的一次“自摆乌龙”。不过,我们在批评患者的无知与冲动、质疑媒体偏离公正立场的时候,却又不能不看到,“八毛门”风波的背后所凸显的医患矛盾和信任崩溃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且并不会因风波的平息而有丝毫融解。广州“后八毛门”随之而现,就是一个明证。
按理说,医患之间应该是目标一致、相互配合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为什么医患矛盾会形成如此激化、如此普遍的状态呢?显然,问题并不是出在哪个医院或医生的身上,也不是出在哪个患者身上,而是现行医疗体制出了大问题。换句话说,医患信任危机的背后是制度供给匮乏而导致的强烈的群体性焦虑。
因此,要和谐医患关系、杜绝“八毛门”的重演,不仅需要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和协作,更需要重建医患之间的高度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化解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问题,即加大力度改革现有医疗体制,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让医疗服务真正惠及百姓。
《科学时报》 (2011-11-03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