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回忆录》，金岳霖著，刘培育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陈华文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中国逻辑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为了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他终生未婚，为中国哲学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搞哲学、逻辑学研究，在很多人眼里都是非常枯燥、晦涩的。然而金岳霖却能把深奥的哲学道理通过诙谐、幽默、随性的文字描绘得生动活泼。上世纪80年代初，87岁高龄的金岳霖先生，在人生最后的三年撰写个人回忆录。他每天回忆起什么就写什么，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断断续续写了100个片段。这些回忆涉及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丰富的生活情趣，以及他交往的诸多名流等方面的内容。经刘培育精心整理、重新编排的《金岳霖回忆录》，首次和广大读者见面。
《金岳霖回忆录》彻底颠覆了这位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还原了一位游离于学问之外忘情于山水之间却成就一番大业的真实的人。这些回忆重点叙述了学术生涯以外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仿佛近距离地感受一位大师的人生，可以得到与读其学术著作天壤之别的感受。对于人们了解一代大师在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及情趣、了解作者及林徽因等一大批知识人的生活时代都十分珍贵，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雅俗共赏的个人史。
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
《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当年，金岳霖随清华的师生从北京到湖南，再从湖南到云南。他的《知识论》从云南写到四川，又从四川写到云南，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金岳霖回忆录》当中写道，那时在昆明常有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只好带着书稿跑到山上，为了保护书稿，他就坐在稿纸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书稿已经失踪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那种悲伤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重写，就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岳霖又花了几年的功夫，开始一字一字重头写，终于在1948年12月写成。而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他逝世前一年才正式出版。
《金岳霖回忆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穿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一生是在“朋友的生活”中度过的。1911年， 16岁的他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开始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长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金岳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他的朋友很多，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如胡适、张奚若、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费正清等等。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知识沙龙。
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热情。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
通过阅读《金岳霖回忆录》，我发现他那一代中国学人不论是在学业还是人格方面，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精神追求、学术思想、人生历程和治学态度，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借鉴。
《科学时报》 (2011-11-01 B4 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