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怀明
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春天》这篇文章，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正上初中，“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讲科学”的声音在课堂内外此起彼伏。广播中、报纸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种田”的字眼层出不穷。科学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随后，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家庭生活的重大变革，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钱袋子渐渐鼓起来的国人也逐渐有能力去享受民用科技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实惠。
家用电器仅有手电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那时的电扇、冰箱、电视到现在的空调、电脑、汽车，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航天技术方面，续写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成为世界上发射成功率最高的运载火箭，神舟系列飞船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嫦娥”奔月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
但反观我们在某些重大领域的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却没能延续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的辉煌。
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些网友把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归结为奉行“山寨”思想，实行“拿来主义”，总是在模仿，从未超越过。这样的言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领域急功近利的思想、浮漂浮躁的学术风气。
当代的不少专家教授不但缺少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时期科学家的执著、严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还经常发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砖家叫兽”、“知识混子”。尤其令人深恶痛绝的学术造假还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法庭上。
科学技术领域原是一方净土，不知何时却与假、大、空结缘，所谓科学家的良知可以论斤买卖，以权谋取科研经费，让别人去研究，自己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学霸们不在少数。
如果这种学术风气依然大行其道，如果我们国家不能下决心、动真格刹住这种风气，中国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前途不但令人担忧，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甚至还会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升反降。
作为与“科教兴国”密切相关的教育也不容盲目乐观。钱学森生前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这样的批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总理坦诚建言。
只要稍稍留心世界大学排名的人都知道，世界最具影响力大学前50名中，竟然没有一所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内地的大学，而日本有3所，连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各有一所，这与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大学教育出了问题，意味着我们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出现缺失，而没有了人才，何谈拔尖人才和独占鳌头的科学技术呢？事实也雄辩地证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诺贝尔理工类奖项获得者来自中国内地。偏见也罢，偏执也好，关键是我们的确没有拿出能让世界科学界折服、让那帮评委们缄口不言的科技成果。
“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家”这个提法深得人心，它强调了科学院是国家的科学院，科学家是人民的科学家。国家科学院理应担负起国家兴旺崛起的责任，人民的科学家理应承担起为人民发展科学技术的职责。否则，就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在加快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壮大综合国力等有形的硬实力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的发展。其中，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科技软实力的培强壮大，是整个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
众所周知，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哪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一流，科技软实力一流，科学技术水平一流，它就能带来这个国家超乎寻常的经济发展，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
可以想象，要使我们的国家在未来世界的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增强科技硬实力和科技软实力。对此，我们的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应以时不我待的强烈危机意识，真正担负起“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为中华民族崛起贡献力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如先贤郭沫若老先生所言，“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作者系山东省肥城市广播电视台电视中心新闻部主任）
《科学时报》 (2011-11-0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