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芬
当下教育科研领域在急切地召唤大师，人们想知道大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笔者试图通过引用华罗庚是如何从一个自学的青年成长为一位数学大师的例子，来回答这两个今天的问题。
大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1930年，上海《科学》杂志发表了当时还在一所中学里当会计的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决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文章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觉得“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
1931年夏，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一年半后，他就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被破格提为助教。
1936年夏，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数论研究中心进修。抗战爆发后，华罗庚回国并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两年后完成第一部专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请，作访问研究，随后，他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50年2月，华罗庚放弃了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职位，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华罗庚回国前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让数学这样落后呢？我们应该赶上去。”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学生们回忆华罗庚讲课时的情景说：“华先生上课十分生动，不拘形式。”
1952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华罗庚被任命为所长，从此他肩负起开创新中国数学研究事业的使命。
建所之初，华罗庚网罗纯粹数学、应用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2年底，华罗庚建立中国第一个研究计算机的科研小组。他对这个组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和研制中国自己的电子计算机。 在他的号召下，冯康、许孔时、魏道政等自愿到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这批人成为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发展的核心骨干力量。
1958年，华罗庚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系并任系主任，提出搞“真正的应用数学”，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他对学生们说：“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就不是数学家了！”
创立“中国数论学派”
华罗庚说：“搞科学研究和打仗一样，好的将军总是身先士卒，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也得亲身战斗在科研第一线，才能培养出人才来。”
1953年，华罗庚亲自领导了“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指导越民义、许孔时、王元、吴方、魏道政、严士健、任建华等研究解析数论。
“数论导引”讨论班是让学生打好数论的基础。而在谈起“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的目的时，华罗庚对学生们说：“我并不是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成果来，只能够掌握解析数论中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就行。”
出乎华罗庚意料，经过三年多研究，该讨论班的三个成员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王元1956年证明“3＋4”，1957年又证明了“2＋3”；潘承洞1962年又陆续证明了“1＋5”、“1＋4”、“1＋3”；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1＋2”，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论研究成果之一，至今仍无人能超越。
从此，华罗庚领导的数论研究小组也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中国数论学派”。
中国数论学派的兴起与取得的成就应当说是与华罗庚举办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与他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密切相关的，可以看出大师在确定研究方向与选人、选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大师华罗庚虽然已经逝去多年，但是他的治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深深地铭记在学生们的心中。
陈景润回忆华罗庚对自己的培养时说：“我先后写出的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都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走到解析数论前沿。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师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数学界的伯乐熊庆来发现了千里马华罗庚，20多年后华罗庚也成为伯乐发现了陈景润，同时华罗庚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数学家。今天我们需要像华罗庚这样的大师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呼唤大师，更需要研究培养大师的机制与环境。
最后，让我们重温华罗庚的一段话：“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作者单位：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科学时报》 (2011-10-3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