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学者 傅国涌
采访者 本报记者 杨新美
《科学时报》：您曾在讲座中说，自己在写《百年辛亥》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以前人所不知的“辛亥”？
傅国涌：我所发现的这个“辛亥”不是一幅整齐划一、一目了然、黑白分明的图画，而是有点复杂、甚至有点杂乱，也可以说色彩斑斓、内容无比丰富。
这幅画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导演，一个决定性的人物或组织，而是历史按自身逻辑展开自然形成的。换言之，这场革命不是某些人在密室里设计、构想出来，然后进行实施，而是在当时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结果也不是那么称心如意，革命派、立宪派、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满意，但各方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书中，我并没有刻意强化或者张扬自己主观的评判，因为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我还是有许多看法与过去人们熟悉的观点不同。比如在大量事实中，我看到英、法、美等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有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最大的一个证据是没有给他们提供财政支持，不借钱给他们；比如南北议和之所以达成，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南北双方财政的极度困难；比如革命发生后各地逃难、金融的情况，从而导致局势的瓦解，这一切都超出了革命党人的设计和掌控；比如革命党人并没有掌握这场革命的主导权，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人心思变，是粮食饥荒，是金融危机，革命乃是合力的作用，无论立宪派还是新闻从业者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包括报纸上每天的谣言，都构成了这场革命的真正底色。
《科学时报》：在《百年辛亥》上册中，开篇您就指明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人心变幻，而在其中谣言则是其催化剂。谣言是如何对辛亥革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傅国涌：辛亥时代谣言四起，大江南北遍地都是谣言，包括报纸上登载的许多消息也不可靠，可民众宁信其真。反而把说真话的报馆玻璃砸了。砸报馆当然是不好的，是一种情绪冲动，但可以看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实际上，辛亥之际，朝廷掌握着全部行政资源，掌握着强大的新旧军队、警察和所有可以支配的武装，为什么会面对社会变动、谣言四起毫无办法？原因就是人心变了，人们不再相信朝廷的承诺。再加之当时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数百万饥肠辘辘的饥民，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尤其有土壤。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原因，清廷长久以来腐败专横，失信于民，此时已毫无公信力可言，在信息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他们对谣言自然没有鉴别能力。此外，还有一点，许多谣言可能今天是谣言，过几天就不再是谣言，比如说太原独立、陕西独立、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等等最初都是谣言，隔些日子就成了事实。所以，对谣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流多少血便得以完成的革命。在《百年辛亥》下册中，您为我们找出了辛亥革命以和谈方式完成民国“创世纪”的关键因素，即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这与以往我们所了解的是有所不同的。何以说这是关键因素？
傅国涌：我也是在长期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才逐渐看清：南北对话，最后以妥协告终，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上台，这是一个多方反复讨论、博弈、磨合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中开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先例。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达成的？南北妥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却是南北双方财政的困难。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困难，学术界已经有多位学者写过论文，也有台湾的学者写过专著，但是对于清廷的困难，特别是借款未成，以往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将南北财政困难放在一起比较，包括将独立各省的财政状况和他们的困难放在一起，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做得比较少。我用6万字来写财政困难，随着大量具体的、可靠的数据和事实一点点呈现出一幅景象，即清廷国库耗尽，亲贵不肯捐输，外国借款无着；南京临时政府冬天典寒衣的心态四处借款，也无所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谈，双方相似的财政困境成就了这次流血较少、代价较轻的政治转型。这是以往的历史书都没有强调和忽视的。
《科学时报》：在书中，您通过外国人的书信、日记，展现出了辛亥革命的另一个侧面。这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是什么样的？对于国人认识辛亥革命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傅国涌：外国人的记录为我们提供的角度往往是本国人不具备的。这些记录、评判的背后有他们的文明视野、思维方式，中西比较，更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年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场革命在世界史的维度中如何看待。
这场革命正是中国在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它不同于此前发生的史不绝书的一次次农民暴动。那些暴动固然也造成了改朝换代，但不会影响天朝大国继续秦始皇创立的那套制度，总是在帝国中打转转，翻来覆去而已。而这一次却是告别帝国，走向民国。对此，大多数外国人都是赞同的，毕竟这是与他们的文明制度接轨。无论转型如何艰难，中国总算迈开了这一步。百年前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科学时报》 (2011-10-11 B3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