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成长与祖国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科学家群体承载的使命并没有变。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中科院建院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报》特别策划推出“寻找新中国科学奠基人”系列报道，回顾科学大师们在学科创立、研究院所创建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挖掘老一辈科学家留下的学术财富、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永攀高峰。
赵九章：最是那一抹东方红
历史不会忘记。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响彻寰宇。
祖国不会忘记。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于他。
赵九章，我国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他用61年传奇人生谱写出一曲乐章——它在动荡与炮火中跌宕起伏，在悲欢与离合中百转千回，在复苏与萌芽中摇曳多姿，在奋发与自强中荡气回肠……
这首歌，叫做中国科学家的赤子之歌。
洒热血 载梦“东方红”丨捧丹心 开创“新气象”丨施抱负 拓展“多学科”
贝时璋：奏响生命科学交响曲
他以“学科交叉”理念创建了浙江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他组织开展了“核试验放射性本底自然监测”“我国核试验对动物的远后期辐射效应的研究”“生物探空火箭”等研究工作，为中国生命科学和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贝先生，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物学的研究所，要招化学专业的人来呢？”女研究生郑竺英一脸好奇地问自己的导师贝时璋。当时担任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的贝时璋，从浙江大学要来了两个化学专业的毕业生。
贝时璋笑了：“以后，我还要招物理学、数学等很多专业的人员，和我们一起来研究生物学问题。”
那是20世纪50年代，不理解贝时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学生，连当时很多声名卓著的科学家，都在质疑他要走的路：“生物物理学”也能算一门学科吗？有人更是断言：“只有生理学，没有生物物理学。”
在重重阻力面前，贝时璋从来不曾却步。他知道，生物物理学这只“丑小鸭”，终将长成“白天鹅”，一飞冲天。
洞察先机丨师法苏联丨“八大处丨谋篇布局丨“丑小鸭”终成“白天鹅”
张大煜：谋篇布局“化”神奇
张大煜，1906年1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市，我国工业化学的先驱，催化科学的主要奠基人、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创始人。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3年当选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
20世纪20年代，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怀抱“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热望赴德留学，开始胶体与表面化学的研究。1933年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交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
1949年初，他来到大连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中科院感光化学所顾问及学术委员会主任。
20世纪50年代，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研究基地，开展了人造煤油、石油炼制、石油加工、高能燃料、色谱、激光和化工过程的研究，开拓了我国化学物理研究的新领域，支援了国民经济建设，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催化剂基础理论研究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表面键理论”，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在指导化工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堪称辉煌的成果。
工业救国展抱负丨战略布局向未来丨牢固基础筑高峰
胡先骕：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
他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并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
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在北平成立之时，中国生物学才刚刚起步。可以说，静生所见证了我国生物学科历史从无到有的过程。
静生所的“静生”二字，取自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廉）的字。但与该所颇有渊源的除了范静生，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的植物学家胡先骕。
如此赞誉可谓实至名归，胡先骕与国内生物学、植物学的多个“第一”有关：创建了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生物学教材，开创了中国植物学教育事业……
如今，我国的生物学正蓬勃发展，胡先骕当年播撒在祖国大地的那一粒粒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扎根草木丨开枝散叶丨参天大树
刘仙洲：在古机械中探究中国智慧
“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在一张60年前的卡片上，隽秀的钢笔字摘录了这段出自晋代《邺中记》中关于冰井的描述。卡片虽然已经发黄，但搜集人签名处清晰可见三个字——刘仙洲。
“这样的卡片有上万张，从1953年至1961年，在刘仙洲带领下，搜集史料和抄录资料卡片的工作持续了8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该校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冯立昇指着这些褪色的卡片告诉《中国科学报》。
8年，近3000个日子，上万张卡片。不难看出，刘仙洲的学术人生是由一个个枯燥的日子串成的。
这些枯燥而艰巨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刘仙洲对中国机械史重要贡献的一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刘仙洲长期致力于中国机械史的系统发掘整理与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
不甘落后，致力学科本土化丨不畏艰难，推动机械史学科丨不辞劳苦，严谨治学多“注重”
夏鼐：梦圆考古妆成时
推开门，年轻的核物理工作者仇士华、蔡莲珍夫妇呆住了。
身体瘦削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笑容满面，礼貌地起身邀他们落座。之后，夏鼐又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的建设需求，并带领他们去相关科室转了转。
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会面，却让仇士华夫妇感受到久违的人格尊重。1957年，仇士华和蔡莲珍深陷“反右”风波，成为“人人喊打”的“右派”青年，不能继续在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就在这时，夏鼐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夏鼐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夏鼐在一生中所改变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多。
……
无论是阴差阳错还是造化弄人，每当命运将他推上一条未曾料想到的路，他总会以不变应万变，一步步踏实勤奋地把这条路走到极致。这是那个年代大多数老一辈科学大师拥有的共同特质，也是夏鼐先生为我们诠释的最生动也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寻梦·游学丨追梦·回乡丨筑梦·掌舵丨圆梦·归根
叶企孙：教育感最强的科学家
1926年秋，初创的清华物理系略显冷清。整个系只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梅贻琦，另一位是叶企孙。梅贻琦忙于行政事务，教学上则几乎由年仅28岁的叶企孙一力托起。
窗外是秋风肃杀的北京，风吹得玻璃窗“嘎吱嘎吱”作响，挺过这一季的清冷，来年地里的种子就要在春意中萌生。寒来暑往，在叶企孙等人的精心浇灌下，清华物理系这颗种子在短短10年间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教学、科研在国内名列前茅，发展之迅速令人叹服。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叶企孙”。后世人眼中，他有“三最”——他是教育感最强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的教育绩效最高；他的学生对中国社会的科技、文明发展贡献最大。
科学救国，信念和使命丨科教兴邦，洞察与直觉丨注重实证，视野与格局丨跌宕人生，不幸与不朽
柳大纲：一生常耻为身谋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原所长刘德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93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青海盐湖所时给予的高度评价——“我原来不知道这里有个盐湖研究所，而且盐湖还有那么多宝藏，资源那么丰富，这些都是老同志发现的。你们很不容易，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大城市来到这里，你们是Pioneer（先锋），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事业，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我们需要这种精神。”
说起盐湖的先锋，有一个名字绝对绕不过去，那就是中国第一位走进西北戈壁茫茫盐湖区的化学家柳大纲。
“一生常耻为身谋”，是柳大纲最喜爱吟诵的一句古诗，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拓荒盐湖 坚守不渝丨拓展化学 独木成林丨拓迹多方 大局为重
陈建功：中国现代数学的拓荒人
1929年，陈建功获得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并完成了导师藤原松三郎交付的任务——用日文撰写《三角级数论》手稿。随即，他向恩师告别。
“在我们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相当难。你在日本数学界有了这样的声望和地位，还愁将来没有灿烂的前程吗？”导师恳切挽留。
“先生，谢谢您的美意。我来求学，是为了我的国家和亲人，并非为我自己。”异国求学十二载，陈建功科学救国心切，一刻也不想停留。
是年，36岁的陈建功踏上归途。回国后，他开创新方向、建设研究基地，成为中国数学界公认的函数论开拓者。陈建功作为领衔人之一，拉开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序幕。
创建三大高地丨教学三大特色丨数学教育三大原则
赵承嘏：毕生心血“化”本草
位于上海市武康路395号的一幢4层洋楼，是赵承嘏的研究室。屋里排列着无数小三角瓶，上面标明编号与实验时间，赵承嘏总是一边实验，一边观察着小瓶子是否有结晶析出。
这正是赵承嘏独创的生物碱分离提取方法。依靠这个办法，贝母、延胡索、除虫菊、麻黄、钩吻等植物，都能在他手中化“草”成“药”，赵承嘏也一步一步实现着“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的理想。
“上海药物所的基因应该起源于赵承嘏老先生，赵老先生的道德学问为药物所留下了优秀的遗传基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华良说。
回忆起父亲，赵承嘏的儿子赵体平有些哽咽：“我记不得他生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考虑一切事情都从一点出发，那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地坚持他的研究工作，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
研究本草 科学救国丨创立体系 攻坚克难丨重获生命 大放光彩
庄长恭：中国化学界的“一面旗帜”
提起庄长恭，有一件事曾在东北大学传为佳话。那是在东北大学工作时，一个星期天，他带着一位工人在实验室做实验。当他聚精会神地进行实验时，随手将一个玻璃瓶交给站在背后的人说：“请把它洗干净。”那人回答：“晓得，庄教授！”接着笑出了声。他回头一看，背后竟是校长张学良。张学良翘起大拇指说：“你是真正的科学家！”
从此事可见庄长恭对研究工作的认真。创新、坚毅、正直、勤勉，这是学生和同事对他的印象。今天，中国科研的面貌与70年前相比已经焕然一新，但多位受访者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庄长恭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品质依然闪耀着光辉，值得今天的科研人学习。
作为中国有机化学界的先驱，庄长恭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他在甾体化合物合成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有机化学界享有声誉，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有机微量分析实验室，培养了高怡生、黄耀曾等一批学术带头人，倡议的有机化学名词如吲哚、吡咯等今天仍在沿用。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称他是“中国化学界的一面旗帜”。
乱世辗转 立身化学丨学科兴旺 匹夫有责丨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杨石先：一辈子与“元素”打交道
秋日的南开大学，草木葱郁。
一束晨光洒在一尊汉白玉人物雕像的额头。阳光下，睿智而深邃的目光充满了期望和眷恋。
这束晨光也洒在了南开大学西南村教师宿舍楼的阳台上。阳光下，已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正聚精会神地核对《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史录》。
“我之所以牵头编这本史录，就是要让杨老的开拓事迹、科学精神和高尚品格不断传承下去，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正名说的杨老就是雕像的主人公——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元素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原校长杨石先。
回忆着杨石先，阳光愈发明媚，李正名面前的那本《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史录》也仿佛散发出光芒，熠熠生辉……
勤学不倦 科学救国丨开创新路 科学报国丨立德树人 科教强国
陈世骧：留下一张厚重的考卷
“陈先生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了几十年。”说起陈世骧，杨星科无限感慨。
1988年，陈世骧溘然长逝。此时杨星科仅仅跟他学习了不到1年，还没来得及正式入学——这成了他平生的一大憾事。
在杨星科看来，陈世骧堪称生物学家中的哲学家。他所著的《进化论与分类学》是一本仅有百页的小册子，却具备惊人的信息密度和思想强度。
“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连续又间断’的分类特征，都是逻辑推演的产物。受当时研究条件所限，没有实验数据可以支撑。”杨星科说，“我这几十年来，就试图一个一个去解释他提出的理论。”
杨星科团队通过几何形态学这一先进的科学工具，将生物的各个分类性状数字化，再用专门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同一物种内的性状变化是连续的，但再怎么变，都会有一定的范围；不同物种之间的性状范围则是间断的。
“我们终于能有理有据地说，生物演化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物种不仅仅是人为创造的概念，更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杨星科说，“就连很多西方学者也逐渐开始认可陈先生的思想和理论。”
开基创业丨抗虫救民丨变与不变丨漫漫考卷
陈焕镛：一生情系草木深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挽留，放弃留在那里读博士的机会，回到生物学根基尚无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便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曾被外国人大量采集、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而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并立下宏愿：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份初心的不悔践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丨让植物学走得更远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尹赞勋：名以“志留”誉地学
“看看，你们的工作很不仔细，把图的方向搞错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细，应该向他们学习。”尹赞勋指着手中报告里的一张图，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年轻人说。
年轻人叫范嘉松。半个多世纪后，当88岁高龄的范嘉松回忆起这件事时，脸上仍不由得一阵阵发热：“尹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学家。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让我一生受益。”
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赞勋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赢得了“尹志留”的美称。
“尹先生对笔石、三叶虫等各个门类都深有研究。”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是尹赞勋留给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发的精神魅力，影响了范嘉松，影响了女儿尹文英，也影响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学后起之秀。
拓荒地学丨春风化雨丨桃李天下
苏步青：一生风雨任“几何”
“苏先生和他的学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微分几何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苏步青的学生、复旦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李大潜说。
全国高校1952年院系调整，苏步青带领学生随浙江大学数学系一同进入复旦大学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在那里继续深耕，撰写了《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和《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系统总结研究成果，奠定了微分几何学的发展基础。他创立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复旦大学得以发扬光大。
为了凝聚中国数学家，苏步青参与发起了中国数学会。他还担任我国第一本向全世界发行的《中国数学会学报》总编辑，并定下原则：“该会刊非创作不登，备与各国著名杂志相交换，为我国数学界在国际谋地位。”
“苏步青先生就是要振兴国家的数学、振兴我们国家。”苏步青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华宣积说。
弃文从理为振国丨逆境攻关为强国丨重教执鞭为兴国
黄秉维：为华夏江山探大地之理
2000年是黄秉维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一如往常忙碌的一年。他的学术秘书杨勤业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黄秉维那一年的工作安排：
1月，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片；2月，同意为“百名院士”丛书写一本科普书并审阅提纲，倡议并提出“加快黄土高原土保持”项目的建议；3月，为“正确估计森林的作用问题”项目担任顾问；4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项目评议……
除去这些工作，最让黄秉维挂念的，是他倡导并主持的“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即便后来用上呼吸机无法说话，黄秉维也手写“杨勤业同志请来一谈”的便条，了解课题进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87岁的老人仍在为中国地理学拓展新的“版图”、引导新的方向而殚精竭虑。
2000年12月8日，听着亲友后辈的轻声呼唤，躺在病床上的黄秉维已无力再睁开双眼，只在眼角流下了泪水。
探前行之路丨探综合之道丨探实践之法
黄汲清：踏遍河山多旋回
1955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接见了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的黄汲清。他问道：“黄总工程师，你这么大的科学家、这么繁忙的工作，有没有助手呀？”
“我没有助手。”黄汲清答道。
没过几天，在矿产普查委员会工作的小伙子任纪舜接到领导的电话，通知他去担任黄汲清的助手。“我很幸运能做黄先生的助手。”今已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纪舜回忆起与黄汲清共事的时光，恍如昨日。
“我曾提出了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观，用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指导大地构造研究。”任纪舜说，“我是继承黄先生的学术思想，结合当前最新的地质学研究成果，提出了这一观点。”
初试声，获誉“黄二叠”丨找油气，踏遍河西路丨解构造，心血泽后人
吴有训：要留正气在人间
吴有训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个儿高，1.8米。
不怒自威，天生一副镇得住场子的形象。他曾以辞职为担保，保护爱国运动中的学生。据称，在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以类似理由递交过14次辞呈。他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成为当时有名的“不愿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
世人都道他“硬气”，孰不知，一身正气凛然的背后，支撑他的是对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对学术独立的强烈追求，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赤诚热爱。
为纪念我国物理界5位老前辈为开创物理学事业和创建中国物理学会所作的贡献，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物理奖”，吴有训正是5人之一。
舍弃锦绣前程丨“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丨杰出教育家丨远见卓识
黄鸣龙：凤鸣朝阳谱华章
每每翻开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吴毓林总会想起1965年春天的那个电话。
“电话里，黄先生让我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论文署名的第一个，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今已81岁的吴毓林仍记忆犹新，“实际上，这篇关于猪胆酸的研究题目是黄先生提出来的，我只是按他的思路进行了实验工作。”
这位“黄先生”就是吴毓林的导师黄鸣龙，我国有机化学先驱。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发现了合成甾体激素的新方法，生产出口服避孕药，培养了一批有机化学人才，奠定了中国有机化学合成的基石。他的名字在国际科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以中国人命名的有机化学反应——“黄鸣龙还原”依然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闪耀着中国学者的智慧。
“今天来看，黄鸣龙先生当初提出的科研工作要重视实验，不要‘以长为贵’，而要‘以才为贵’，这些都是很好的提法。”戴立信说，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胡金波也激励青年学者继续传承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三渡重洋，游子归国获新生丨大展宏图，甾体工业填空白丨严谨治学，绝知此事要躬行
裴文中：龙骨山上望“旧时”
“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出了一封考古史上最著名的电报。他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龙骨山上的“北京人”。
正是这个足以令任何一个发现者名垂青史的头盖骨，让很多人知道了裴文中。
但是，这一巨大成就的光芒也常常掩盖住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对裴文中而言，“北京人”只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
“顶着被砸饭碗的风险”丨错了就是错了丨全能型学者丨微光仍在
江泽涵：拓荒中国拓扑第一人
“当时父亲的行李箱里，只有带两本书的空间。”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彼时不满35岁的江泽涵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在美国的访学，回到北京大学。忆起随后因战火而导致的南迁之旅，如今已年近九旬的江泽涵长子江丕桓告诉《中国科学报》，父亲携妻儿离开北平时，选择了两本德文书，一本是Lehrbuch der Topologie，另一本是Topologie。
自南迁起，江泽涵便对前者开始翻译。此后战火中辗转，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译时停，他终未放弃。虽1947年方付梓，但这本国际公认数学经典的中文版，“竟然比它的英文版还要早数十年面世”。这是江泽涵弟子、中科院院士姜伯驹的感叹。
10年的坚持，源于江泽涵为中国引入这一前沿学科的热望。他还给这门曾被译作“形势几何学”的学科换了一个新的中文名字——
拓扑学。
与拓扑结缘美利坚丨种桃种李种拓扑丨“中国学派”站起来
吴仲华：船骥托起一片天
“中国有吴仲华，还要引进航空发动机？”
上世纪70年代，当得知中国要引进英国罗罗（Rolls-Royce）公司的斯贝发动机，英国人诧异道。
要知道，斯贝发动机的研制，得益于中国科学家吴仲华提出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并且，世界上主流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都利用了该理论。
1979年春，中美建交之初，吴仲华率队访美，在洛杉矶转机时，通用电气公司（GE）派了两架总裁专机接送，升中国国旗欢迎，其中主机邀请吴仲华一人乘坐，以示敬意。
如果要列一个“加速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科学家”榜单，吴仲华一定会留下名字。而他一生的追求则是：“中国人搞出的理论，首先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青年求学 荣登高峰丨创立学科 利在千秋丨责任所在 拼命为之丨老骥伏枥 福泽后世
梁思成：用建筑承载使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至今保存着当年自己作为梁思成助手，在参与北京近代建筑研究时给先生拍的照片。“在东郊民巷圣米歇尔教堂考察时，正巧梁先生一回头，嘿！我就按下快门给他照了一张相。当时先生立刻就指着我说，‘以后再不准许你用公家的胶卷照私人照片!’还把我训斥了一番。”
“这是梁先生主持此项工作的唯一工作照。”说到这里，86岁高龄的老人有些哽咽。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巨人梁思成在医院溘然长逝。
他开创了中国数千年来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先河，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更为突出的是对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他创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建筑系，写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并培养了大批人才，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立志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丨培养中国本土第一批建筑人才丨开启中国建筑历史调查之路丨完成建筑师的业与使命
潘菽：守护骇浪间那叶“心舟”
1956年，在校长潘菽的带领下，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全体人员携着家眷，带着全部图书和仪器，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合并，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研究所）。此后，潘菽一直任心理研究所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
这是心理研究所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笔，也是潘菽的一个心结。“父亲临行前整理办公室的东西，是我陪着去的。我至今记得父亲眼里闪动的泪光。”潘菽之子潘宁堡回忆道。
在江苏省宜兴县出生长大、在南京工作了30个春秋的潘菽，对故土不是没有眷恋。但潘菽一生数经变故，每一次都选择了“跟心理学在一起”。
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日益繁荣，漫长时期内一直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行进的中国心理学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放光彩的时代。但不要忘了，在心理学生不逢时的那些年，以潘菽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几经起落，始终与时代的治乱和中国心理学的兴衰同甘共苦。
志向笃定 丹心报国丨时运不济 初心未改丨艰难播扬 寸心千古
李四光：大地之子 光耀四方
1956年4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到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作报告，主题是《地壳运动问题》。
其间，李四光将一个金属球套在自行车车轮的辐条上，当车轮旋转加速时，金属球从中心向边缘滑动，当转速变慢，金属球则从边缘滑向中心。用这个例子，李四光想说明一个道理：地壳垂直运动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影响。
“那时整个屋子都是学生、老师，前排还有些苏联专家。”时隔63年，如今86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告诉《中国科学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毕业留校，从事构造地质教学的初心，可能就源于此”。
李东旭的人生轨迹真的因此而改写：听完报告第二年，他发现了李四光所说的旋卷构造。之后，李东旭当面向李四光汇报此项工作。
其实，有许多人像李东旭一样受到了李四光的影响。他们在地质道路上开拓创新，使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而这，正是李四光之心愿。
谋篇布局 绘制地质蓝图丨独辟蹊径 创立地质力学丨殚精竭虑 培养地质人才
王应睐：酿得百花终成蜜
维生素、疫苗、胰岛素……利用化学技术提取或合成的药物，正改变着人类的命运。
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没有人相信构成生命的有机物能被人工合成，有机与无机之间存在着鸿沟。直到尿素合成，才颠覆了人类的旧知，意味着人工合成生物体中的物质成为可能，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生物化学（以下简称生化）。
在世界生化学科蓬勃发展的20年里，战火中的中国遗憾“缺课”。直到中国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中国近乎“跳级”式的成长才为世人瞩目，令世界惊讶。
然而，这场“跳级”的背后功臣王应睐，却鲜少被提及。
或许，中国生化学科健康成长，让世界看到中国力量，中国的生化事业在国际舞台大放光彩，才是令王应睐真正感到欣慰的事。
做一个生物化学的“大家长”丨干一件“遥远”的事丨润物无声爱无痕
侯德榜：德技双馨好榜样
当问及对侯德榜最深刻的印象，曾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侯德榜秘书及技术助手的化工专家方德巍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位非常正直、爱国的科学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大力发展农业,迫切需要化肥。限于当时我国技术水平落后等实际情况，化工部通过专家论证，决定开发化肥新品种——碳酸氢铵。1950年春节刚过，以侯德榜为首的工作组就赶赴上海进行现场设计。
方德巍回忆，当时年近古稀的侯德榜与全体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夜奋战，促使我国第一座小型氮肥示范厂在1958年6月1日建成，生产出一批农用碳酸氢铵。
此后的6年中，侯德榜拖着年迈体弱的身躯，8次南下丹阳，与广大技术人员一道，不断对小氮肥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改进，终于克服了技术和经济两道难关，使这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工艺得以茁壮成长。1965年，侯德榜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发明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土壤肥料业60周年庆祝大会暨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亲属应邀参加了大会,并代表爷爷接受了中国土壤肥料业60年最具影响力人物及技术两项大奖。”侯盛锽说，会前农业部、科技部有关领导接见他时表示，侯德榜发明了制碱法享誉世界,但他对中国肥料的贡献并不亚于制碱法的发明,“这是中国的骄傲”。
砸断封锁铁链丨再展化工一翼丨另起炉灶的“侯氏碱法”丨不亚于制碱法的化肥贡献
戴芳澜：波澜岁月书芳华
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中国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了研究，上世纪30年代后从事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的研究，特别在霜霉菌、白粉菌、鹿角菌、锈菌、鸟巢菌、尾孢菌等的分类方面，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态学和脉孢菌的细胞遗传学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关论文为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
27岁，初入教育界，清秀的面孔和瘦弱的身材让这位年轻教授觉得自己似乎缺了点“师道尊严”，为此他特意在唇上留起了一撮短髭。这给他增添了些许威严，也成为戴芳澜一生形象的鲜明特征。
作为我国真菌学创始人和植物病理学奠基人，历经乱世与战火，戴芳澜始终矢志不渝，为我国植病学发展和真菌学扎根开疆拓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辗转祖国大江南北，三尺杏坛上培育桃李无数。
“戴先生非常严厉，不苟言笑。”回忆起戴芳澜，他的多位学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今天，这位“严师”一丝不苟做学问的态度仍影响着门下的弟子及学人，激励着后来人将他开辟的学科和研究推向国际前沿。
从零起步，开拓新学酬壮志丨躬耕杏坛，一代宗师育桃李丨奥入微观，举贤纳士铸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