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Reviewing Landscape Fieldwork: How Engaging the World Can Change Design—On the Transcendent Action Potential of Fieldwork

期刊：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作者：Dihua LI

发表时间：12 Feb 2026

DOI：10.15302/J-LAF-2026-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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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由加雷斯·多尔蒂撰写的《景观田野工作：沉浸真实世界如何改变设计》一书，将田野工作提升为贯穿设计全流程的核心方法论与伦理立场，而非仅将其视作数据收集的环节。多尔蒂通过5个代表性案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多元路径与“具身沉浸”的关键作用，强调景观设计师应从外部规划者转变为内部参与者。他主张将人类学的深描与景观设计的投射性相结合，以关系构建为核心来应对复杂挑战。基于该书的论述，本文进一步归纳了作者对田野教学与调查的若干实践性启示，如推行“多媒介记录法”、引入“最小场景写作”、强化“反思性”评估等，以培养反思性实践者。针对原书所强调的“长期沉浸”在现实教学与实践中的局限性，本文作者结合自身的长期教学与研究经验，提出“敏捷深耕”“能力共建”“即时介入”等优化策略，尝试推动田野工作从“知识提取”转向“社区赋能”，以增强其行动效能与伦理责任，实现研究与设计的真正融合。

关键词

田野工作；具身沉浸；反思性实践；跨学科融合；伦理立场

评《景观田野工作：沉浸真实世界如何改变设计》

兼论田野工作的超越性行动可能

Reviewing Landscape Fieldwork: How Engaging the World Can Change Design—

On the Transcendent Action Potential of Fieldwork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本文引用格式 /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Li, D. (2026). Reviewing Landscape Fieldwork: How Engaging the World Can Change Design—On the transcendent action potential of fieldwork.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4(1), 260014. https://doi.org/10.15302/J-LAF-2026-0014

01.引言

在景观规划设计日益受数字工具、全球化趋势和标准化流程主导的当下，加雷斯·多尔蒂撰写的《景观田野工作：沉浸真实世界如何改变设计》（以下简称“《景观田野工作》”）一书清晰而有力地指出：景观并非一种可以被完全抽象化、从远距离加以分析的客体，而是一种唯有通过身体沉浸、多维感知和持续互动才能被理解的复杂生命体^[1]。借助一系列实践案例，本书阐明，田野工作不仅是设计前期用于收集信息的工具，更是贯穿研究、教学与设计实践全过程的基础性方法、方法论与伦理立场。

02.田野工作：从专业方法到伦理立场与生活方式

田野工作的新立场

多尔蒂通过5个精心选取的案例——从爱尔兰的乡村广场到巴林的“绿色”悖论，从巴哈马群岛的协作研究到巴西萨尔瓦多的巴伊亚非裔社群及宗教圣地的慢速民族志——系统展示了田野工作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他并未试图提供一套“万能食谱”或“标准答案”，而强调应根据场地尺度、文化背景和设计问题的差异，综合考量、调整研究方法。书中反复强调的“具身沉浸”（embodied engagement）概念，其论述是对冈瑟·沃格特所提出的“你必须将你的身体暴露于这片景观中。你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开始与之一起设计”^[2]这一观点的具象化。在此意义上，景观设计师的角色需从外部规划者转变为内部参与者，并通过身体的完全在场和长时间互动（行走、观察、交谈、参与日常活动甚至仪式），与场地及其使用者融为一体，从而超越纯理性的数据分析，获得对场地的身体化、情感化、多感官的深层理解^[1]。

基于“联系”的学科关联

借用社会学中的“桥梁性”概念^[3]，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有效弥合了描述与规范、反思与行动，以及景观规划设计与人类学之间的鸿沟^[4-6]。多尔蒂主张将民族志研究中的深描和参与式观察，与景观规划设计固有的投射性（可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具有建设性的想象力”）^[1]和意象性相结合。正如书中所言，“人类学致力于理解关系，而如果景观设计学不是关于构建关系的学科，那它又是什么？”^[1]这种跨学科融合为应对气候变化、文化冲突和社会不公等复杂挑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箱。“厚预设”（thick prescription）正是促成这种连接的核心工具：它强调，任何引发空间转变的设计行动，都应建立在对场地所承载的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之上，设计是从对场所的深描中自然生成的一种负责任的干预。^[1]

作为生活方式的田野工作

借用社会学中的“桥梁性”概念^[3]，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有效弥合了描述与规范、反思与行动，以及景观规划设计与人类学之间的鸿沟^[4-6]。多尔蒂主张将民族志研究中的深描和参与式观察，与景观规划设计固有的投射性（可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具有建设性的想象力”）^[1]和意象性相结合。正如书中所言，“人类学致力于理解关系，而如果景观设计学不是关于构建关系的学科，那它又是什么？”^[1]这种跨学科融合为应对气候变化、文化冲突和社会不公等复杂挑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箱。“厚预设”（thick prescription）正是促成这种连接的核心工具：它强调，任何引发空间转变的设计行动，都应建立在对场地所承载的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之上，设计是从对场所的深描中自然生成的一种负责任的干预。^[1]

03.面向规划设计学科的实践路径启示

《景观田野工作》为城乡规划及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教育者和实践者提供了诸多田野工作建议。

1）从场地调研转向沉浸式田野工作（engaged fieldwork），重塑教学起点。将传统教学中的场地调研升级为沉浸式田野工作坊，要求学生不仅在项目初期介入场地，还应在整个设计周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反复返回场地；作业成果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分析报告，而是形成持续更新的“田野日志”，涵盖草图、照片、访谈片段与个人反思等；通过打破“调查－分析－设计－制图”的线性流程，建立循环、迭代的工作模式，使设计决策始终与场地认知的动态变化保持对话。

2）推行“多媒介记录法”，突破单一表达方式的局限。要求学生至少使用3种以上的媒介开展田野记录，如手绘草图、主题摄影、音频访谈、短视频或实物收集等，并通过工作坊训练借助多种媒介的交叉分析和综合表达能力。随着CAD、GIS等数字工具的普及，学生对真实环境的感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引导其认识到单一媒介难以捕捉场地中的潜在线索尤为必要。

3）引入“最小场景写作”，培养叙事能力与批判性想象。借鉴多尔蒂提到的“最小场景”方法，为学生指定具体场地节点（如街角长椅、报亭等），要求其在限定时间（如15 min）内进行观察，并完成约300字的叙事性写作，描述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事件。这项训练直接连接描述与预设，促使学生基于细微观察展开合理想象，是培养人文关怀和批判性想象的有效手段。

4）设计“角色扮演”与“场景模拟”课堂。在课堂中模拟公共咨询会或利益相关方协调会，安排学生分别扮演开发商、政府官员、本地居民、环保人士等角色，基于田野调查获取的信息展开辩论和协商。通过这种方式，将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信息及其被赋予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多重含义具象化，使学生切身理解设计所涉及的政治与治理属性——设计不仅是塑造空间，更是调解社会关系。

5）倡导“集体而非孤立”的田野模式，组织团队式调查。借鉴多尔蒂在巴哈马项目中的实践经验，鼓励不同学科背景（如规划、建筑、社会学等）的学生组成小组，共同进入场地，并在后续阶段对各自的发现进行比较与整合。跨专业的共同观察有助于突破个人视角的局限，形成更全面、立体的场地认知，同时提前模拟未来跨学科协作的工作状态。

6）将“反思性”作为田野教学评估的核心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显著提高“反思性”的权重，不仅考察学生获取了何种信息，更关注其如何理解自身与场地的关系、如何审视文化偏见，以及如何记录调查过程中的困惑与转变。此举有助于引导学生由“技术执行者”向“反思性实践者”转变，对其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7）将厚预设作为最终成果的基本要求。多尔蒂对规划设计中田野工作的贡献，集中于他对厚预设的主张与强调。设计成果需配套提交一份厚预设报告，清晰说明设计方案如何从具体田野发现中生成，并在田野日志中找到相应依据。规划设计文本不应仅呈现形式化的方案，而应摆脱“自设命题”“自我设限”“自言自语”的工作状态，认识到田野工作并非前期孤立、可被抛弃的环节，而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方法，由此实现研究与设计的真正融合。

04.平衡理想与现实之间张力的超越性行动可能

《景观田野工作》在推崇沉浸式田野调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其内在局限性。首先，该方法对时间与资源的高度依赖使其在现实操作层面显得相对“不经济”。长期沉浸式研究（如巴林案例为期1年）在常规规划设计周期内难以复制，这一点尤为可能令初入田野的研究者及需要在紧凑时间和有限预算内开展工作的实践者望而却步。其次，在方法论层面亦存在张力：深度个案研究虽能产生深描，但其情境特异性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难以直接应用至其他项目。最后，也是更为深层的局限，体现在知识与行动之间的脱节。民族志研究的“慢节奏”与规划设计决策的紧迫性之间存在矛盾。书中的巴林案例所呈现的反思尤为尖锐——当研究者仍处于深度解读阶段时，具有重要生态与文化价值的海（椰）枣林已遭破坏。这一事实清晰地揭示出，田野工作在影响现实决策方面可能存在滞后性。此外，尽管该书强调反身性，但对研究者自身权力位置的持续审视及在知识提取过程中对“角色中立性”的把握仍显不足，因而难以彻底回应“谁有权代表景观发言”的伦理难题。

上述局限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境，即理想化的沉浸式研究与现实中的项目约束、伦理复杂性及行动有效性之间，确实存在一道亟需被持续审视与跨越的鸿沟。这些问题并不削弱，亦不会否认这本书的学术与实践价值；相反，它们的存在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在多尔蒂所提出的田野工作方法论启示之上，从“探讨问题解决方案”的角度出发，提出若干更贴近规划设计实践的田野工作建议^[7]，尝试推动理想化的深描方法转化为兼具伦理责任与行动效能的实践工具。

方法论层面：从长期沉浸到敏捷深耕

为缓解时间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可采用“分层－分期－聚焦”的敏捷型田野工作策略。在实践中，可将项目周期划分为不同深度的研究阶段。初期以“广角扫描”和“热点识别”为目标，在项目启动后的一至两周内，利用多源数据快速构建场地的基础认知框架。具体方式为开展“数字田野”，通过系统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地理标签、本地新闻与论坛讨论等，快速完成空间定位，建立对场地文化和历史的认知，熟悉公共议题；同时组织由具备生态、社会、经济等不同背景的成员组成跨专业团队，开展高强度联合踏勘（图1）、居民座谈与随机访谈，通过多重视角的快速碰撞，识别关键矛盾区（如生态敏感点、社会冲突带、空间利用痛点）。

2004年7月，李迪华带领近30名学生分组骑行考察京杭大运河，沿途观察并与居民交流（地图标示全程约1760 km）© Dihua Li

中期阶段可转向“深度钻探”，针对已识别的热点或难点问题，开展短期但高强度的集中研究。例如，围绕特定的城市居住小区、公共广场或乡村聚落，进行连续数日的“行为注记图”观测，并结合针对性较强的微访谈（每次15～20 min）或议事会等形式，深入理解特定空间现象背后的动因、居民诉求与未来预期。

后期则可通过“持续性对话”机制，与关键信息提供者建立长期联系，如定期通讯或线上社群互动，将一次性的田野调查延展为持续的社会学习过程，弥补沉浸时间不足所带来的限制。

伦理与实践层面：从知识获取到能力共建

为回应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因角色中立性而难以把握的问题，田野工作的核心应当从知识提取转向社区赋能（图2）。在田野工作的初期和中期，可组织面向社区居民的空间认知工作坊，通过共同产出强化参与感，使居民切实感受到自身经验与知识被重视[8]。其中，资源地图共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研究团队提供简易底图，邀请居民用图标或便签标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地点与路径，如安全的活动空间、扰民区域、珍贵古树、儿童秘密花园、观景点及日常出行线路等，从而将专业调研过程转化为集体知识建构活动。

2015年11月，李迪华带领学生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的山村，于凉冬寒夜与村民代表围炉煮茶，共话乡村发展。© Dihua Li

与此同时，应推动设计工具的民主化，将部分专业分析工具（如简易风速、噪声、光照强度测量仪，以及相机、录音机设备等）交由居民使用，并进行必要的培训，使社区逐步具备监测和评估自身环境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建立完整的“反馈－迭代”闭环尤为关键。包括初步分析图、设计概念在内的研究成果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如图示、模型、短视频等）及时反馈给社区并收集意见；设计方案的调整应清晰回应这些意见，形成“研究－反馈－优化”的透明循环，确保成果真正服务于在地需求。

行动导向层面：从滞后解读到即时介入

为应对研究与行动之间的脱节问题，有必要引入“行动研究”模式，将田野调查与微干预及原型测试紧密结合（图3）。一方面，可借鉴“战术都市主义”的实践经验，在田野工作过程中针对已识别的具体问题，设计并实施低成本、短周期的空间原型，与居民共同开展“临时性搭建”活动（如象棋角），通过“行动中的田野”生成更直接、丰富且鲜活的知识^[9]。另一方面，最终交付成果不应仅停留于厚重的研究报告，而应形成一套社区和后续设计者能够直接使用的“可操作知识产品”，如基于田野发现编制的社区空间管理导则、简明工作手册或活动指南，以及面向不同决策主体（街道、物业、商户等）的简报，将核心发现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行动建议。

李迪华和学生通过“轻介入”方式，有效减少了行人等候绿灯区域的乱停车现象（改造前后照片分别拍摄于 2025年10月和11月）。© Dihua Li

以上所提出的“超越性行动”并非追求对既有方法的否定性超越，而是试图通过重构田野工作的角色定位，呈现行动、经验、想象与认知互相交织的实践智慧。田野工作应被理解为贯穿设计全过程的协作与行动框架，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前期孤立阶段。通过“敏捷深耕”的方法优化、“能力共建”的伦理实践和“即时介入”的行动导向，田野工作方能在复杂的现实约束下，持续发挥其连接深刻理解与有效行动的桥梁作用，并兑现其揭示现实、赋能社区与催化积极改变的承诺。《景观田野工作》一书为景观设计教育提供了一个将田野工作从技术工具升华为设计思维与职业伦理的核心框架，并指明了如何通过教学革新，培养能够扎根现实、连接万物并付诸负责任行动的未来设计师。

05.结语

约三个月前，在阅读完多尔蒂的《景观田野工作》一书后，本文的基本构架已初步形成。然而，正式的写作进程因俞孔坚教授的意外离世而被迫中断。数周前，在情绪逐渐平复、准备重新梳理和润色文章内容之际，收到一则校友的工作经历分享。她转述一位青年工程师回忆与俞孔坚教授共同开展田野工作的片段。据其回忆：在北京凉水河滨水空间提升及水生态修复项目的现场踏勘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俞教授本人。自踏勘开始，俞教授始终兴致勃勃地走在队伍前列，同行者需快步才能跟上。他一路拍摄记录，时而驻足远眺、环顾四周，时而大步离开河堤深入周边空间查看，时而与团队成员围着图纸展开讨论（图4）。整个踏勘过程持续行走十余公里（河段长约11 km），午餐时分，团队成员多已疲惫不堪，而俞教授依然精神饱满，系统分享其现场观察所得及田野调查的方法要点。餐食尚未上桌，一幅此前未曾设想过的河流治理后的蓝图，已在他的叙说中逐渐浮现。他坦言，这种高度沉浸、由田野激发的认知体验，在其过往学习与工作经历中从未出现过。目前，凉水河项目一期已经建成，原本让人“掩鼻而过”的场地变成了富有活力的滨水空间，深受周边居民欢迎（图5）。

2024年9月，凉水河项目调研过程中，俞孔坚教授与设计师们现场交流。© Yuan Li

2025年11月，凉水河项目一期建成实景，该项目见证了从田野工作到设计的力量。© Yuan Li

俞孔坚教授毫无疑问是一位极具“超越性行动”能力的田野工作者。他在《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理想人居溯本：从非洲草原到桃花源》《回到土地》等著作中所呈现的思想与实践，无一不根植于他持续而深入的田野经验。书中的每页文字都清晰地呈现出其田野经验对思想生成与实践行动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 Doherty, G. (2025). Landscape Fieldwork: How Engaging the World Can Change Desig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 Foxley, A., & Vogt, G. (2010). Distance & Engagement: Walking, Thinking and Making Landscape.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3] Chen, X. (2000).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4] Lucas, R. (2011). Anthropology for Architect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X. Pan & H. Geng, Tran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5] Omohundro, J. T. (2008). Thinking Like an Anthropologist: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J. Zhang, Y. Ren, & J. He, Tra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6] Xiang, B., & Wu, Q. (2020). The Self as Method: In Conversation with Biao Xia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7] Li, D., & Peng, X. (2018). Teaching practice of deep reading and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by online networks.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4), 190–209.

[8] Li, M., & Huo, Y. (2025). Co-creating community gardens: Bridging design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to promote community wellbe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3(1), 101–106.

[9] Che, D., Xiao, Q., Huang, H., Long, Y., Hao, S., Lin, Y., Qin, Z., Peng, X., & Yang, N. (2025). Ecological trails for urban–wilderness integration: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on the hiking and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in Donghu Park, Shenzhen, Chin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3(5), 136–139.

[10] Li, D. (2023).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and core mean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in Chin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1(5), 4–7.

[11]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