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Impact of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on food security: fact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期刊：Frontie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Engineering

作者：Zhendong MA, Rui WANG, Faqin LIN , Qianqian ZHANG, Kofi OTUMAWU-APREKU

发表时间：18 Mar 2025

DOI：10.15302/J-FASE-202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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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非洲食物系统转型：经验、教训和未来方向

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Africa: Experiences, Less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Volume 12 · Number 4 · December 2025

专 栏 文 章 介 绍

· 第五篇 ·

▎论文ID

Impact of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on food security: fact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中非农产品贸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事实与定量分析

文章类型：Research Article

发表年份：2025年

第一作者：马振东¹，王蕊¹

通讯作者：张倩倩¹，Kofi OTUMAWU-APREKU²

Email: zhang_2q@163.com, kofi.apreku@sinu.edu.sb

作者单位：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 所罗门群岛国立大学

Cite this article :

Zhendong MA, Rui WANG, Faqin LIN, Qianqian ZHANG, Kofi OTUMAWU-APREKU. Impact of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on food security: fact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ont. Agr. Sci. Eng., 2025, 12(4): 718-728 DOI:10.15302/J-FASE-2025617

· 文 章 摘 要 ·

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显著不确定性，对非洲各国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均构成挑战。农产品贸易为解决粮食供需错配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本研究采用结构化多国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评估了中非农产品贸易产生的福利效应，内容涵盖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关键特征、模型框架构建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洲国家尚未充分释放其农产品贸易潜力；中非间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可通过提高实际收入、改善家庭粮食获取渠道，显著提升非洲国家的整体福利。尽管目前仅有少数非洲国家主导对中国的出口，但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及农业合作的深化，长期来看，将有更多非洲国家从中受益。

· 文 章 亮 点 ·

1. 结构化多国模型量化结果显示，中非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可带来显著福利增益，其中非洲国家的福利提升幅度最高可达18.8%。

2. 贸易壁垒与物流效率低下是导致非洲出口潜力未充分释放的重要原因，而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协调是实现福利公平分配的关键。

3. 中国向加工农产品领域拓展、非洲聚焦高附加值产品 (如咖啡、可可) 出口，已成为保障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双重驱动力。

4. 研究提出针对性策略，包括统一动植物卫生检疫 (SPS) 标准、推广气候适应性农业实践等，旨在推动贸易增长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 (零饥饿) 相契合。

· Graphical abstract ·

· 研 究 内 容 ·

▎引言

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显著不确定性，对非洲国家和我国的粮食安全均构成挑战。农业贸易为解决粮食供需错配提供了途径。本研究采用结构多国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评估中非农业贸易的福利影响，分析中非农业贸易的关键模式、模型框架及实证结果。研究表明，非洲国家尚未充分释放农业贸易潜力，中非深化贸易自由化可通过提高实际收入和改善家庭粮食获取能力，显著提升非洲国家福利。尽管目前少数非洲国家主导对华出口，但消除贸易壁垒和深化农业合作将使更多国家逐步受益。

▎研究方法与数据

1. 数据来源

研究聚焦中非国际及部门间贸易，涵盖我国与53个非洲国家，并在模型中设置“世界其他地区”类别。农产品依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的协调制度6位编码分为五大类：活畜及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食品饮料及烟草、生鲜动物产品及棉花等，细分为36个农业子部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2001–2022年），因新冠疫情对全球物流的干扰，主要分析2020年前数据。

2. 贸易结构动态转型

2001–2020年，中非农业贸易在增速和结构上呈现双重分化，规模扩张与潜力未充分释放并存。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从5900万美元激增至31.6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21.3%，远超同期非洲全球农产品出口1.5%的增速，我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然而，2020年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仅占其对华总出口的5.5%，远低于全球平均16.4%，凸显贸易壁垒仍是制约潜力释放的关键瓶颈。

我国对非出口结构经历了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组合的两阶段转变 (图1)。2001–2010年以粮食出口为主，反映非洲粮食短缺时期的刚性需求；2011–2020年加工产品占比显著提升，食用油、乳制品等品类占出口总额的48%，标志着我国农业价值链向下游延伸。

图1 2001–2022年非洲对我国农产品出口 (百万美元)。

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则呈现三阶段结构演变 (图2)：2001–2010年活畜及动物产品占比超40%，体现资源驱动的早期贸易特征；2011–2020年植物基及加工农产品快速崛起，2020年合计占比达90%，显示产业价值链升级；2020年后植物产品出口突破19亿美元，非洲37.8%的油籽和水果出口流向我国，超越欧美及中东传统市场。其中，动物饲料、油籽及糖制品的激增反映了我国对饲料和加工食品进口需求的增长，但非洲优势产品如咖啡、可可对华出口占比不足1%，暴露出品牌建设和分销渠道的持续挑战。

图2 2001–2022年我国对非洲农产品出口 (百万美元)。

3. 贸易地理格局

中非农业贸易存在显著的国家间差异，呈现集中化特征与逆差悖论。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中，10个国家占比达80%，33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 (图3)。逆差主要源于非洲内部供给瓶颈和我国市场准入要求：非洲物流成本为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物流绩效指数高的国家与对华出口量大的国家高度重叠；我国对非洲食品进口实施严格的卫生与植物卫生 (SPS) 标准，截至2023年仅12个非洲国家获准对华出口咖啡和可可。

图3 非洲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 (百万美元)。

我国对非农产品出口同样集中，70%流向南非、加纳等9国，南非和加纳为前两大目的地 (图4)。贸易平衡结构反映资源禀赋与政策激励的正向耦合：16个非洲国家对华农产品贸易顺差，前三名顺差国合计占比从2001年的45%升至72%，但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模式导致生态退化，单一农产品依赖易陷入“低基陷阱”。33个逆差国在华巨大进口需求下具备出口潜力，但面临高关税壁垒，凸显中非贸易合作的提升空间 (图5)。

图4 我国对非洲国家农产品出口 (百万美元)。

图5 非洲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建模框架

本研究采用基于多国家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以劳动力为单一生产要素，假设各国生产多种商品，贸易成本为“冰山成本” (运输中损耗部分)。模型整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市场出清条件，通过校准参数模拟中非自贸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反事实分析对比了中非农产品自由贸易与非非洲国家的情景，重点量化贸易量与福利变化。

▎讨论

研究结果凸显了中非农业贸易自由化对提升双方福利与粮食安全的关键作用。结构多国模型显示，通过自贸协定等举措降低贸易壁垒可产生显著的福利增益，非洲国家如留尼汪和卢旺达的福利提升最为突出，印证了比较优势缓解粮食价格波动的理论。

非洲国家间福利差异反映了结构与制度的差距：南非、加纳等出口强国受益于物流效率和政策协同，而乍得、中非共和国等内陆国家因供应链碎片化几乎无增益。这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与能力建设是释放潜力的关键，例如将非洲物流成本降至全球平均水平可放大自贸协定效益；协调SPS标准、扩大高价值产品市场准入能突破出口瓶颈。

我国福利增长源于粮食进口的多元化与加工品价值链的延伸，但受益幅度小于非洲，体现了经济规模差异带来的不对称依赖。平衡政策协调需将气候适应性农业纳入贸易协定，缓解顺差国生态退化；我国可通过技术投资支持非洲农产品加工，减少其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

模型局限性在于简化了地缘风险与气候变异等动态因素，未来研究可整合技术溢出和气候适应能力以优化政策模拟。

· 结 论 ·

本研究证实中非农业贸易自由化在增强粮食安全与经济福利方面的变革潜力。多国模型显示，降低贸易壁垒可显著提高实际收入，并丰富我国进口组合。福利增益高度依赖基础设施质量、政策协同与产品多元化，表现最佳的国家福利提升超15%。

政策启示包括：推动中非自贸协定落地，整合基础设施投资与能力建设；重点降低非洲物流成本，通过高效交通网络和SPS标准协调提升高价值农产品的出口；我国需技术赋能非洲农产品加工，减少其初级产品的依赖；自贸协定应纳入气候适应性农业实践，针对性解决内陆国家互联互通与制度问题。

尽管研究提供了稳健基线，未来需进一步整合技术采纳与气候韧性等动态因素。深化中非农业合作有望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 (零饥饿) 的实现，前提是公平与可持续性成为政策设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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