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mu 是坦桑尼亚马哈尔山国家公园里的一只雄性黑猩猩领袖。2011 年，它被其他黑猩猩杀死。图片来源：Konrad Wothe/Minden Pictures/Corbis

战争，到底有什么好处？套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那就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相信很多人会赞同这种说法。不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在分析了黑猩猩之间的战争后发现，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致命性的攻击对于这个物种是有利的，因为获胜者会得到食物、配偶以及将它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该发现和最近流行的一种观点正好相反：后者认为只有在受到附近人类活动影响并感觉到压力时，黑猩猩才会发动攻击。

自从上世纪70年代灵长类动物学家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有了开创性的发现后，科学家意识到雄性黑猩猩经常会发起“火拼”，袭击别人的领地，战场上也时不时留下残缺不全的尸体。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这种领地之间的战争在进化论上是一种自适应行为。

不过，一些人类学家对这种解释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现在的黑猩猩只有因人类影响了它们的自然环境而处于危险境地时，才会具有攻击性。例如，当人类砍伐树林种田或者用作他途时，栖息地的丧失迫使黑猩猩彼此间和不同族群间生活得更加紧密。觅食的黑猩猩通常聚集在人类居住地，这样一来也增加了族群密度，从而引起更多的竞争。

为了验证这两种假说，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灵长类动物学家Michael Wilson领导的大型团队分析了来自非洲几处研究较多的地方18个黑猩猩群体和4个倭黑猩猩群体的数据。这些地方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经常出没的场所，比如坦桑尼亚的贡贝和马哈尔国家公园、乌干达的基巴莱、塞内加尔的方果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罗拉雅等。数据涵盖了众多研究人员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数年观察的结果。最后算下来，科学家共记录了152场黑猩猩之间的厮杀，其中58场是直接观察到的，41场是根据诸如地上残缺的尸体等证据推断出来的，还有53场是因为这些动物消失或者拥有与争斗相符合的伤痕而初步怀疑发生了厮杀。

研究人员创建了一系列计算机模型测试这些观察到的厮杀是否能从适应性策略或人类影响方面得到更好的解释。模型包含了很多变量，例如这些动物是否曾由人类抚养过、它们的领地大小（通常而言，领地小对应的是人类侵入比较严重）以及一些人类干预的其他指标，而所有这些都被假定与人类影响有关。同时，科学家将诸如这些动物生存的地理位置、成年雄性的数量、族群密度等变量视作更有可能和适应性策略有关。

该研究团队日前在《自然》杂志网络版上报告称，对已有数据解释最好的是那些假定厮杀同适应性策略相关的模型。从统计学上说，它们得到的支持力度是假定人类影响负主要责任模型的7倍左右。例如，在那些陨落的“战士”中，63%受到来自族群外部的攻击。研究人员认为，这支持了此前的证据，即某一族群的黑猩猩会团结起来，和其他族群为了领地、食物和配偶而争斗。同时，雄性黑猩猩要为92%的战争负责，印证了早先关于“战争是雄性扩散自身基因的一种方式”的假说。与之相反，研究团队推断称，没有一个与人类影响相关的因素和观察到的战争有关联。

该研究还印证了之前的观点，即倭黑猩猩要比它们的同类黑猩猩相对平和一些。尽管此次研究涉及到的倭黑猩猩群体较少，但科学家只在该群体中观察到一例发生在罗拉雅的可疑厮杀。在罗拉雅，倭黑猩猩并没有被人类喂养，而且人类活动造成的干扰很少。

剑桥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William McGrew表示，这两种假说的正确与否再明显不过了。他同时盛赞该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同合作”。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家Joan Silk持相同观点。她认为，此项研究“系统权衡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假说，人类影响假说的支持者必须挑战研究中的实证结论，或者修正他们自身的观点”。

不过，人类影响假说的主要倡导者并没有让步的意思。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Robert Sussman表示自己对于该研究论文能被接收和发表感到吃惊，并对该研究团队用于区分两种假说的标准提出质疑。例如，研究人员将某一族群中雄性数量较多或者族群密度较大看做适应性策略的指标，但其同样可以是人类干预的结果。Sussman还批评研究团队将直接观察到的、推断出来的和怀疑性的厮杀混淆在一起，“这样极其不科学”。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人类学家R. Brian Ferguson同意Sussman的观点。他补充说，上述团队作出的其他假设，例如将较大的黑猩猩领地当成较少人类干扰的代表是错误的，因为“在大范围的受保护区域里，一些族群已经受到人类严重影响”。

至于如何理解人类战争的起源，Wilson表示，仅凭黑猩猩的数据无法解决为何人类会发起战争这一分歧：这到底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是更多由文化和政治因素驱使？不过，他也承认“如果黑猩猩相互残杀是出于自适应，或者其他物种也会这样，包括人类”。（来源：中国科学报 闫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