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去给咱们买点‘补给’。”

几年前的一天，在江南大学的校园里，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大禹递给身旁学生100元钱，请他为马上开始的长跑训练准备一些水和食物。

学生应声而去。回来时，刘大禹发现学生手中除了“补给”外，还多了一面白色旗子，旗子上印着“曲水桥跑团”几个字。

曲水桥是江南大学校园里所有桥中跨度最大、登桥最费劲，但同时又是风景最美的一座桥。

见到这面学生临时印的旗子，刘大禹乐了：“这个名字好！以后我们就叫这个名字了。”

“我们的跑团就是这么来的。”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前夕，刘大禹笑着对《中国科学报》说。

所谓“跑团”，自然是组织学生跑步的，但在刘大禹入职江南大学之前，学校跑步的学生并不多。

“我是2019年到江南大学任教的。到校之初，我发现校内的体育设施很齐备，但体育氛围好像差了一些。”彼时的刘大禹已经有了几年“跑龄”，体会到跑步乐趣的他，自然不想放弃这个爱好。但同时，他也想让更多学生体会到这种乐趣。

于是，课上课下，刘大禹会有意无意地和学生聊起跑步。慢慢地，他发现了几个和他有同样爱好的学生。

此后，江南大学的学生们便经常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师带着几名学生在校园里跑了一圈又一圈。随着时间推移，刘大禹身边的学生从几个发展到十几个，再到几十个。其间，他们的跑团还有了自己的名字，到2024年，“曲水桥跑团”从一个“民间组织”升级为学校承认的正式学生社团，甚至成了学校的优秀社团。

此时，距离刘大禹入职江南大学刚好过去5年。

如今，“曲水桥跑团”的成员已超过200人。其中，有些学生此前就喜欢跑步，也有学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张泽鹏便属于后者。

张泽鹏是在大一下学期和刘大禹认识的。一次，他偶然听说学校里有个老师要和学生组织一次20公里的长跑，便“突发奇想地报了个名”。

那天，从未跑过长跑的他硬生生地撑下了20公里，也由此“跑”进了刘大禹的视野中。

“他开始时水平挺一般，但这个孩子特别能吃苦，而且叽叽喳喳的，性格很活泼。”刘大禹回忆说。自那之后，张泽鹏成了刘大禹跑步时身边最常见的人。两个人从“师傅带徒弟”，慢慢成了“队友”。再后来，随着张泽鹏的跑步水平越来越高，“徒弟”慢慢“教训”起了“师傅”。

“他有时候对我挺凶的。”刘大禹笑着说，好几次跑步时，自己因为太过劳累想放弃，张泽鹏就成了督促他跑下去的主要力量。而当他精疲力竭地跑到终点后，“泽鹏就成了我的拐杖”。

交谈中，刘大禹告诉《中国科学报》，他特别享受与学生跑步时的那种自在与放松。正如他所说，“跑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关系就越铁”，这种“铁哥们儿”式的关系，在课堂上是很难体会到的。

今年，张泽鹏已经毕业，并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名直博生。能直博到一所原“985工程”高校，这在他的同学中并不多见。同时，经过四年奔跑，毕业前的张泽鹏已是跑团中“独一档”的存在。用刘大禹的话说，他的刻苦自律与长跑成绩“前无古人”。

“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刘大禹说，在跑团中，能力出众的学生往往学习成绩也很好，“运动能力和学习能力似乎是相辅相成的”。

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跑者，学生的学习从来都是刘大禹的关注重点，这种理念也被他传递给了跑团的每个学生。事实上，几年前那面被学生举着走上曲水桥的小旗子上除了印有跑团的名字外，还被印上了另一行小字——“学习运动两手抓”，这句话也成了跑团传承至今的口号。

不过，刘大禹最看重的还是在跑步过程中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以及运动本身对学生的锻炼作用。

曾经有一名叫丁国岐的跑团成员，身材胖胖的，性格也有些内向，这导致他平时较少与人交流。但在跑团中，周围小伙伴的一次次鼓励、到达终点后的成就感使他逐渐变得开朗，甚至还喜欢上了公益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刘大禹说。

对于老师的关心与帮助，跑团的学生们也看在眼里。临近毕业时，张泽鹏就和跑团里的几个大四学生琢磨着如何感谢一下他们的这位“铁哥们儿”。

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找来了一些纸，在每张纸上写上对刘老师的祝福与感激，然后叠成千纸鹤，送给刘老师。”他说。

“你当时写了什么？”记者问。

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泛起了一丝腼腆：“时间隔得有点久，记不太清了……”

不过，他们的“刘老师”记得，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