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毅

近年来，随着多位“90后”乃至“95后”学者受聘国内高校，成为博士生导师，关于“博导低龄化”的讨论时常见诸媒体。近期，“00后”学者唐晨宇受聘北京大学并获得博导资格的消息又让这一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讨论中，有人为青年人才打破论资排辈、脱颖而出点赞，也有人质疑“年纪轻轻能不能带好学生”，甚至将其解读为高校刻意打造人设、博眼球的营销手段。但在我看来，当前公众对“博导低龄化”的讨论掺杂了大量认知偏差，有必要从多个层面逐一厘清，让讨论回归对博导岗位属性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理性关注中。

博导等同教授

讨论这一现象之前，首先要纠正一个最普遍的概念混淆——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教授”与“博导”这两个时常在一起的名词是可以画“约等于号”的。换句话说，很多人似乎认为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成为“博导”，甚至将博导视为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学术头衔。

这种认知误差显然不符合当前的制度设计，也是引发诸多争议的根源所在。

从本质上看，教授是教师的职称序列，代表教师的学术水平与职称层级，是对个人学术资历的认定；而博导是指导博士生的工作岗位，并非独立的职称或荣誉头衔。

说得再直白些，二者分属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职称对应个人学术职级待遇，岗位对应具体的招生与培养权责，即有招生资格、承担博士生指导任务者为博导，没有则不具备这一资格，身份实行动态调整，而非终身制。

事实上，早在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中就已经明确，制定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导师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导师岗位职责”。

公众之所以会形成“‘教授’即‘博导’”的印象，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过去，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很小，博导名额高度稀缺，只有教授群体中的少部分人才能获得此资格，这在客观上让博导自带“高于教授”的光环。彼时，不仅讲师、副教授没有资格带博士生，教授也未必能有博导身份，二者在稀缺性的加持下深度绑定，形成了大众的固定认知，甚至有“博导水平高于一般教授”的认识。

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博导岗位同步扩容，并从制度层面逐步打破了职称层级的准入限制。在此背景下，更多符合学术条件的年轻副教授甚至讲师担任博导已并不鲜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博导资格的“下放”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科和所有培养类型，更不能一概而论。

其一，大量理工科的知识迭代速度快，青年学者刚完成系统学术训练，更贴近学术前沿，具备快速独立指导博士生的条件。但某些人文学科高度依赖知识积累与人生阅历，多数高校仍要求达到长聘副教授层级后才可授予博士生指导资格。

其二，学术博士侧重前沿基础研究，年轻学者可快速切入，而专业博士侧重实践创新与产业应用，需要导师具备丰富的行业阅历与社会经验，并不适合过于年轻的导师。

总之，博导岗位与职称脱钩是大方向，但落地过程中必然因学科、培养类型而异，不存在“一刀切”的低龄化标准。

误区二：

博导低龄化是新现象

在一些人的认知中，“博导低龄化”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甚至是高校刻意压低导师年龄、打造“青年天才”人设的博眼球之举。但如果放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脉络中，30岁左右成为博导绝非新现象，所谓“低龄化”更多是传播环境变化带来的观感，而非行业本质的突变。

例如早在2013年，武汉大学新引进的博士邓鹤翔被聘任为化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年仅28岁，创下该校博导最小年龄纪录。事实上，随着我国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大批青年学者回国后，直接受聘博导岗位的案例早已屡见不鲜，只是彼时公众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度有限，相关信息多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传播，没有进入大众视野。

至于为何近年来相关话题频频破圈，并非青年博导群体突然大幅扩张，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传媒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让单个案例快速出圈，在被媒体放大后很容易形成公众记忆点，让人产生“博导突然集体低龄化”的错觉，忽略了绝大多数博导仍处于合理的年龄区间，极端个案并不代表行业整体面貌这一事实。

其次是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关注度持续提升。我国在读博士生规模已突破60万人，读博从少数人的学术选择变成大众普遍关心的人生路径，公众自然会将目光延伸到导师群体，对导师年龄、资历等话题更为敏感。

最后是随着高校人才竞争加剧，各校普遍加大青年人才引进力度，符合博导任职条件的青年学者数量确实有所增长，但这是学术人才代际更替的正常节奏，而非人为压低年龄门槛的炒作。

更进一步说，“低龄化”表述本身就值得商榷。能获得博导资格的青年学者，无一例外都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完整学术训练，经历了博士后或工作阶段的成果积累，年龄则普遍在30岁上下。对于需要长期深耕的学术职业而言，这正是站在知识前沿、精力最充沛的黄金起步阶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低龄”。

换言之，与其说博导出现了“低龄化”，不如说博导岗位正在回归正常的学术职业起点——过去因资源稀缺、论资排辈形成的“资深教授才能当博导”的印象，反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状态。

误区三：

年轻博导缺乏育人经验

公众对年轻博导最核心的质疑，莫过于“科研能力强不等于会带学生”，因此担心年轻人缺乏育人经验，耽误学生成长。这种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实际上，我国早已建立起系统化的导师准入培训机制，且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本就有别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授-接受”模式，年龄从来不是衡量导师育人能力的核心标准。

从制度保障看，研究生导师的岗前培训与持续培训体系早已成型，并非公众想象中的“只要科研能力强就能直接当导师”。

比如，2020年，国家多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典型示范、省级重点保障、培养单位全覆盖的三级导师培训体系，鼓励各地各培养单位评选优秀导师和团队。与此同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每年面向各高校新任导师组织全国性专题培训；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也开发了形式、内容多样的导师培训课程；各高校更普遍建立了新任导师岗前培训制度，必须完成规定学时、通过考核，才能正式上岗带学生。

换言之，年轻博导上岗前已经过完整的育人能力培训，掌握了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规律，具备履行导师职责的基本素养。

更关键的是，博士生教育的核心逻辑决定了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这也是很多公众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地方。具体来说，教师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已知的确定性知识，教学经验越丰富、对知识点的讲解越透彻，教学效果往往越好，但博士生教育的本质是知识创新，导师和学生是共同探索未知领域不确定性知识的科研伙伴。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导师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把已掌握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在于站在学术前沿，带领学生找准研究方向、掌握科学方法、共同探索真问题，推动知识边界的前移。从这个角度看，刚从博士阶段走过来的年轻导师能够与学生的科研困惑产生共鸣，思维更活跃，也更熟悉前沿工具与研究范式，更容易和学生形成亦师亦友的协作关系。

当然，年轻导师在学术资源积累、人生阅历上确实存在短板，但这完全可以通过团队培养、联合指导、资深导师传帮带等机制弥补。我们不能因为资历上的相对不足，就否定年轻博导的育人能力，更不能默认“年龄越大带学生越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在于导师的学术投入度、前沿判断力和对学生的责任心，这些特质与年龄没有必然联系——资深导师也可能疏于指导，年轻导师也可能全程跟进、倾力相助。

总之，博导群体的年轻化既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鲜事，也不是高校刻意炒作的噱头。公众对年轻博导的关注，本质上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心，这当然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正向动力，但我们更应跳出年龄标签的刻板印象，回到博导的岗位本质——评价一位博导合格与否，关键要看他的学术能力、育人投入和实际培养质量，而非年龄大小。

随着博导制度持续回归岗位属性，未来会有更多青年学者走上博士生指导岗位，为研究生教育注入更多活力。这正是我国学术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战略研究基地副主任，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