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6日，是“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正日子。

作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的核心领军人物，顾方舟被亿万民众亲切称为“糖丸爷爷”。

上世纪五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大规模暴发。顾方舟数十年深耕科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他曾以身试药，继而瞒着妻子让刚满月的儿子喝下了中国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最终成功研制出糖丸疫苗。在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奋斗下，我国彻底终结了小儿麻痹症肆虐的历史，万千孩童得以健康成长。

图片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网站

近日，顾方舟长子顾烈东、次子顾烈南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坐在父亲生前住过十几年的老房子里，窗外是北京六月的暑气，屋内是穿越半个世纪的家常与深情——关于那颗糖丸，关于沉默寡言的父亲，关于“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科学家精神。

简陋艰苦的科研环境、父母日夜忙碌的身影，是顾烈东、顾烈南共有的童年印记。提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顾烈南几次哽咽。二人细数过往点滴，还原了一位功勋科学家工作与生活的真实模样。在子女眼中，顾方舟是一位忙碌却温柔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本心、淡泊名利的普通人。

以身试药体现了一代科学家的使命感

6月14日傍晚，坐在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子里，顾烈东语气平缓，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这件事已被载入中国医学史：“当时给我喝疫苗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没有记忆，长大以后通过媒体采访、家人讲述，我才知道我是第一个喝疫苗的孩子。我感到非常荣幸，能用我的身体为他的事业做一点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江苏南通大规模暴发，迅速蔓延至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多处暴发疫情，人人闻之色变。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全面牵头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当时，国际上存在两种疫苗技术路线。美国等少数国家已经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死疫苗。死疫苗是灭活疫苗，安全但低效且价贵；活疫苗是减毒疫苗，便宜高效但有争议，还需做安全性研究。

顾方舟一家在昆明的合影（左下一为顾烈东，右下二为顾烈南）。本文以下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经过查阅海量文献、反复推演论证，顾方舟顶住压力，最终选择了难度更高、风险更大的减毒活疫苗研发路线。按照药物临床试验规范，一期试验的核心目标是验证疫苗对人体的安全性。为打消团队顾虑、摸清疫苗真实反应，顾方舟率先拿起疫苗原液，亲自试服。

由于成年人群大多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过病毒，体内自带相应抗体，试验数据不具备参考价值，想要测出疫苗真实效果，必须选取幼儿作为试验对象。在连续观察一周、确认自身身体无任何异常后，顾方舟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自己刚满月的长子参与幼儿临床试验。他最初甚至没有将这件事告知妻子。

“我觉得作为父母，孩子都是心头肉，谁愿意冒这个险？但父亲对自己多年的科研成果有十足的信心，更清楚当时全国儿童面临的疫病威胁有多严峻。他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喝了，证明成人安全，经过深度思考才决定拿孩子做实验。”顾烈东说。

在顾方舟的表率作用下，研究所多名科研人员放下顾虑，纷纷让自家孩子参与试药。一群科研工作者以无畏的担当，闯过了疫苗研发道路上最关键、最凶险的一关。时至今日，想到能够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参与父亲的科研事业，顾烈东依旧深感荣幸。

同样，顾烈南年少时也不知道这段往事，是后来看到媒体报道才知晓。“父亲在家里几乎不提自己的贡献。但如果你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经历过什么——放弃北京优越条件举家迁往云南山沟，把母亲、妻子、孩子全都带去——那你就会觉得，他用自己和骨肉试药不是一个突然的英雄时刻，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们那一代科学家，就是有这样的使命感。”

顾烈东、顾烈南与父母合影。

身教大于言传，“踏踏实实做人”是家风

1964年，为推进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与生产，顾方舟带着全家从北京迁往昆明郊区的花红洞，扎根在位于深山之中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彼时顾烈东四岁，兄弟二人的童年便是伴着实验室的灯火、消毒水的气味，以及父亲来去匆匆的身影度过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永远在忙碌，很少能完整陪在我们身边。”顾烈东回忆，那段艰苦的攻坚岁月里，父母二人泡在实验室里，夜晚加班是常态。研究所里的“白楼”是核心实验区，车间蒸汽漫天。当时没有如今便捷的一次性器皿，所有瓶罐都要反复清洗、高温消毒。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全套无菌装备，经过多重消杀才能进入。父亲和同事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深夜才踏着夜色归家。

当时，年幼的子女在家时常只有彼此相伴。父母奔赴实验室前一句“我们去无菌室了”，便意味着今夜又是漫长的等待。顾烈南至今记得两三岁时的惊魂一刻：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雷声将独自在家的他惊醒。看不到父母的身影，恐惧瞬间涌上心头，他索性跑出家门，躲到邻居家。加班结束的顾方舟夫妇回家，发现孩子不见踪影，四处寻找。这成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尽管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但在孩子眼中，顾方舟仍然是一个将温柔藏在烟火日常里的人。顾烈东记得父亲赴京出差返回昆明时，行李里塞的礼物是几斤猪肥肉：“回家之后，一家人围在炉子旁熬制猪油，剩下的猪油渣搭配青菜、韭菜包成包子饺子，那是艰苦日子里难得的美味。他每次出差回来，都想着给家里带点什么。”

顾烈南印象最深的是全家背竹篓上山采蘑菇的情形——那时妹妹还没出生，父亲和大哥出行时走在前头，他和母亲跟在后头，发现蘑菇大家就兴奋。“他虽然工作极忙，但条件允许时也会抽时间陪我们。他是我们眼里平凡温柔的慈父。”

“父亲一辈子反复叮嘱我们，做人要踏踏实实、诚实正直、心存善良，这短短几句话就是我们顾家代代相传的家风。”顾烈东介绍，父亲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影响着兄妹三人，父亲对待子女向来慈爱中带着严厉，生活中温和宽厚，可一旦触及原则问题，又绝不会半分纵容。

顾烈东回忆，年少时自己曾犯下过错，父亲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而是召集全家人围坐在家中的八仙桌旁，面对面指出问题所在，父亲耐心地讲解为人处世的道理。父亲反复叮嘱：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种家庭“谈话”，成了家中延续许久的传统。父亲传递的处世准则，伴随顾烈东走过求学、工作、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是口头说教。”顾烈南同样感慨，成年后他远赴海外，父亲特意写下一封长信。信中既有对生活琐事的叮嘱，提醒他与人相处要宽厚大方，也有立身做人的准则，字字恳切。时隔数十年，这封家书依旧被顾烈南妥善珍藏，影响了他半生。

“年少的时候，也曾隐隐觉得父亲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长大之后才彻底明白，他是主动舍弃了小家的团圆安逸，转身守护了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顾烈南坦言，随着年岁增长、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他逐步了解到当年脊髓灰质炎在全国大范围肆虐的惨状，知晓了我国消灭这一传染病的全过程，也理解了父亲的人生经历与理想信念，当年父亲举家迁往深山、以身试药等在外人看来难以抉择的举动，在他眼中都有了合理的答案。

顾方舟留给孩子们的遗言节选。

“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只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谈及父亲的性格，兄弟二人看法高度一致。在家人眼中，顾方舟始终是一位淡泊名利、甘于平凡的普通人。荣誉加身，他从未居功自傲；盛名在外，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

“外界称他为英雄、伟大的科学家，但在我们家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顾烈南回忆，在数十年科研生涯中，父亲终日埋头于实验操作、数据整理、外文文献研读，不擅长社交应酬，也不主动对外宣扬自己的功绩。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表彰与赞美，他始终淡然处之，一生恪守简朴的生活方式，将功名利禄视作身外之物。

晚年，顾方舟将自己的人生画册取名为《使命与奉献》。在顾烈南看来，这五个字是对父亲一生最精准的概括。谈起父亲的临终遗言时，顾烈南情绪难平，声音哽咽，眼眶泛红，一行热泪悄然滑落。他缓了许久，才慢慢复述出父亲最后的嘱托：“小东、小南是我儿子，我深深地爱他们，希望他们永远幸福。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只有这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告诉他们不要忘记祖国。”

顾方舟在遗言中说，亲眼见证祖国一步步发展壮大、走向繁荣，自己内心无比欣慰；而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等到祖国完全统一的那一天，他嘱托家人，待到山河一统、举国欢庆之时，一定要替他举杯庆贺。除此之外，他还感念国家多年的培养，坦言自己还有诸多工作未能完成，若有来生，依旧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走完了他奉献为民的一生。同年，他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当时全家满是自豪。兄弟二人直言，“人民科学家”这一称号无比贴切。

顾烈南说，“‘糖丸爷爷’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起的，我觉得非常亲切，这是其他东西取代不了的对父亲的纪念和认可。”

父亲为顾烈南写的嘱托。

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兄弟二人满怀思念与敬意。如果要对父亲说几句话，顾烈南想说：“亲爱的父亲，您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如今祖国愈发强大，公共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的付出。”

对于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兄弟二人也寄予期许，希望年轻后辈能够传承老一辈科学家心怀家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不畏艰难的精神。顾方舟那一代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凭借一腔热血与坚定信念攻克难关。如今时代条件越来越好，更需要有人接过接力棒，“这种使命感与奉献精神，需要年轻科研人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