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医生很快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他就那样孤单地死去了，我们没和他道别，现在只留下他的衣柜和热带鱼……”

小说《复仇女神》中一位父亲断断续续的呓语所描述的悲痛与分离，真实而频繁地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北美、欧洲等地。

悲剧的源头是一种会引发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成千上万名婴童起初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炎症，随后突如其来地无法自主呼吸、瘫痪，甚至死亡。据记载，1916年6月17日，纽约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那一年，纽约脊髓灰质炎患者多达9000多人，死亡2343例。而1952年暴发了迄今为止疫情最严重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仅美国报告的病例就有57628例之多。

寻踪，上千年前的“零号病人”

谁是第一个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零号病人”？

一幅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403年—公元前1365年）的石版画，描绘了一个右腿肌肉萎缩的人，它被视为是最早反映小儿麻痹病态的可考证文献。

《黄帝内经》中有载：五脏有热，可使人病痿，盖炽热于内，形痿于外。

人们知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存在才短短百年，而脊髓灰质炎病毒却如幽灵般伴随人类社会的演变。年代的久远，让脊髓灰质炎病毒零号感染者的追寻毫无意义。但在人类社会的局部，要么因为未知带来的惧怕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要么因为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人们会为了谁是带来它的“零号病人”而互相归罪，甚至大打出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流行病肆虐，包括伤寒、天花、小儿麻痹、猩红热在内的传染病，由一国传到一国，很快就在欧洲蔓延开来。

国与国之间为此开战、相互埋怨。在民间，谣言四起。女巫、犹太人、孩童……凡是被认为与众不同的群体，随时可能因为一个谣言引发众怒，被当众归罪。

愚昧，让流言四起、让定罪恣意。病毒的阴霾笼罩着彼时的欧洲大陆，与此同时，人类的愚昧无知让灾祸如病毒般蔓延。

画圆，百年苦觅病因

最初，人们根本无从把突如其来的肌肉麻痹、肢体瘫痪这些具象的、机械化的症状与一种细小的微生物联系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脊髓灰质炎有另一个名字：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曾一度被认为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有世俗观点认为孩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是胚胎孕育时出了问题，甚至归结为神鬼之说，以致一代代小儿麻痹症患者成年后为结婚生育的权利曾争辩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时间回溯到20世纪之前，俄国病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还没发现病毒，人们对这种通过光学显微镜无法看到的微生物一无所知。这种疾病在那个时候被称为牙齿麻痹、清晨麻痹等，与病毒没有“半毛钱”关系。

直到1908年，在Virus（病毒）这一概念被接受10年后，奥地利裔医生兰茨泰纳和波普尔才从死亡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中获得样本，并通过接种猴子，进而分离出病毒，最终将瘫痪、麻痹与病毒关联起来，在病因的寻找上画了一个闭环的“圆”。

携手，北约、华约同为健康之约

1921年夏天，一名38岁的壮年男子潜入水中，无意中感染脊灰病毒，从臀部开始瘫痪……他就是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他的感染和发病带来了恐慌，但长期看却吹响了作战“集结号”。1935年的美国公共健康协会大会上，两组科研人员报告了他们进行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多个科研团队开始研究疫苗。

1955年4月12日，《美国杂志》用整版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索尔克的疫苗有效了！》

1947年，美国学者乔纳斯·索尔克组建了一个3人研究团队，共同攻克小儿麻痹症难题。和当时大多数研究脊髓灰质炎用减毒活疫苗的科研人员不同，索尔克使用灭活病毒做疫苗。

1952年，索尔克的疫苗得以在180万儿童身上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全美数百万儿童就接受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

与索尔克同步开展研发的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则坚持：只有活的病毒进入人体后才能让接种疫苗者得到免疫力。

然而，萨宾的“活”疫苗晚了一小步，有了索尔克的疫苗，政府也不再继续支持，他只能去其他国家寻求合作。

疫病不政治，科学无国界。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的研发跨越了当时政治军事的两大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195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萨宾完成了一场100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

方舟，带领数十亿人远离脊灰

20世纪50年代，脊灰疫情也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即使天气闷热，各家各户也会让小孩待在家里。彼时，国内流行的是3种脊灰病毒中的哪一种类型尚未确定，病原学、血清学研究几乎为零。1957年，中国科学家顾方舟带领团队从12个城市的患者粪便中分离出脊灰病毒，确定了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类型。

1959年，顾方舟受命前往苏联学习脊灰病毒疫苗研制方法和生产工艺。顾方舟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理性判断，为全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他向当时的卫生部写信建议，选择未被证明安全、没有成熟生产工艺的减毒活疫苗，并亲自把毒种从苏联带回国。

1959年12月，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经当时的卫生部批准成立，顾方舟担任组长。疫苗研发从零开始，团队克服物资短缺、环境艰苦的困难，终于获得疫苗小样。随着疫苗临床试验开始，谁第一批服用成为问题。

冒着可能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实验室的其他人也跟着加入试验。

疫苗对大人无害，对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顾方舟的口述回忆史中记载：“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

随着疫苗研发的推进，200万名儿童服用疫苗后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上海、天津和青岛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国产疫苗安全、有效。

在顾方舟主导的脊灰免疫策略中，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达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远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贵州深山的孩子都要无一例外地进入防护屏障。为了便于接种，顾方舟开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他研发的脊灰疫苗“糖丸”，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用脊灰疫苗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密不可分。

周旋，警惕诡谲病毒死灰复燃

灭绝、末日、终结……

自1994年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小儿麻痹症即脊髓灰质炎基本绝迹以来，大量报道用类似的词汇来总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命运归处。

然而，事与愿违，脊髓灰质炎始终没有成为为数不多的被消灭的传染病之一。

2000年的佛得角、近几年的巴基斯坦、2018年的阿富汗都报告了脊髓灰质炎病例。《科学》也撰文报道在巴基斯坦的环境中发现了该病毒。

这个与人类周旋了3000多年的病毒会否死灰复燃？

对于病毒本身而言，它绵延几千年不绝的一个秘诀在于，90%以上携带者是隐秘的，这些隐秘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却为病毒提供了秘密栖息地，使其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而对于人类来说，谣言也能助长它的死灰复燃。例如“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谣言被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有评论认为，尼日利亚的小儿麻痹症之所以在绝迹两年之后又在2016年重现，与该国极端组织造谣称脊髓灰质炎疫苗是要让非洲人绝育有关。

面对古老的病毒，人类应时刻谨记：

对于人间的悲剧和纷争，病毒“隐秘”地冷眼旁观。

对于环境的变化和迁移，病毒“隐秘”地见缝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