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实习生侯慧静 记者 徐可莹

“今年4月，我就满20岁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坎。”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在常人眼中“跑得飞快”的女孩。

从初中就开始为上大学“备战”，高一休学两个月疯狂刷题，王梓嫣一次就考上了东南大学的少年班。到大学后，她依旧努力，却因身份上的差异与不成系统的基础知识，入学不到四个月就陷入痛苦中。

“少年生”的身份让她不敢懈怠。她决定做项目、搞学术，跑到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自荐，邀请不同学科的老师做讲座沙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劲，她主持的项目成功结项，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项目。

2025年9月，王梓嫣成为香港理工大学密码学方向科研助理。今年6月，她将正式开始在港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她显然已是别人眼中的佼佼者，但她自己心里却始终有根弦，紧绷了整整五年，一天也没松过劲儿。少年生的身份带给她光环，也催生出一种同龄人身上罕见的时间焦虑。

如今，王梓嫣依旧会思考少年生身份给她带来了什么。时间焦虑是她接纳少年生身份的产物，也映射着优绩主义对她的束缚。在成为“天才”和“伤仲永”之间，她困顿万分。

近日，王梓嫣对《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下是她的自述。

遥遥领先的6年

下个月，我就要满20岁了。

回望过去的人生，我的每一个学习阶段似乎都比常规的轨迹超前了三年。15岁那年，我考入了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少年班。我现在在香港理工大学做科研助理，即将在6月份正式开始攻读密码学方向的博士。这一次，我比大部分同龄人提前整整6年。

但在这种所谓的“领先”背后，我背负着严重的焦虑感。

东南大学2021级少年生（左四为王梓嫣）图源：东南大学

在学术界的隐性规则中，年轻意味着潜能。我本以为这对我也生效。但本科毕业前的申请季让我认清现实——老师们未必愿意收小三岁的学生。我越来越觉得，年纪小这件事在不同的情况下，带来的结果完全两样。

平时在学校里交往，大家看我年纪小，会把我当小妹妹看，会多照顾我一点，在生活上对我宽容。等到了申请博士这种真正涉及群体竞争的时候，年纪小反而成了大麻烦。很多导师会觉得招年纪太小的学生容易出安全问题，也怕惹事，干脆就拒绝我了。

这些现实的挫折让我开始怀疑：三年的时间差放在漫长的人生里到底算长还是算短，我真的值得为了这三年付出那么多痛苦和代价吗？

可年龄就是少年生取胜的优势之一。如果兜兜转转又回到按部就班的学术轨迹，那压缩的这三年还有什么必要呢？更让我无法自洽的是，我对少年生的这层光环有着难以言说的执念。因为过去，我为了接纳少年生的身份，付出了很多努力，只有保住它，才能证明我曾经为之经历的那些过程是有价值的。如果这层光环消失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去证明我所承受过的一切？

我不甘心，所以我选择跳过硕士阶段直接攻读博士。为了证明这三年的意义，我必须更优秀，能够把距离拉得更远。现在，我身边的博士同学大多比我大六七岁。置身于这种明显的差距中，我似乎才能安心一点。

这就像是一个无法回头的沉没成本陷阱，我必须用一种更极致的“快”，来确证当初我的加速并非徒劳。同时我也总在心里给自己设限，觉得自己必须要比普通的十几岁青年承担更多，强迫自己不停地去做更多事情，哪怕精疲力竭，也要往前赶路。

在过去的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过一个真正放松或幸福的阶段，心里一直紧绷着一根弦。我的一位老师曾反复对我说可以慢下来，但我做不到。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恐惧，害怕如果不去拼命努力，天赋就会被磨灭，最后泯然众人。

我不是“天才”

15岁考上少年班，常被外人看作是“天才”的故事。但其实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尖子生。走上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选拔机制的“信息差”。最初，父母以为多几次高考机会能增加胜算，但我们都严重低估了这种压缩式备考对人精力的榨取。

高一那年的4月，为了准备少年班的高考，我办理了休学。从正常的学校环境中抽离出来后，我闭关了两个多月，填鸭式地突击高中剩下的知识点。那是一种极其孤独且高度紧绷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去面对高考的，脱离同班同学，独自承受压力。紧接着就是八省联考、一模、二模、三模直到高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密集地走下来，我的精力已经被彻底掏空。

第一次，我就考过了一本线，正式被少年班录取。跨过这道门槛并没有让我产生走捷径的庆幸。备考少年生皆因父母之命，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考上少年班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这重身份有了实感，我才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担起这顶帽子。我心里发虚，总觉得这个结果像是我用应试技巧偷来的，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缺乏那种天赋异禀的特质。

进入东大后，我被分在普通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而不是单独建制的“少年班”。这让我感到迷茫。人的成长需要他者互为镜子，我被戴上少年生的“高帽”，但我的身边没有相互借鉴的同学。少年生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究竟怎样才算合格的少年生？我像盲人一样在其中摸索，摸不到标准，只能不停地鞭策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试图把自己硬塞进一个名为“天才”的模子里。按照网络百科和世俗的刻板印象，那意味着卓绝的天赋、特定的领域，甚至是电视剧里那种高智商的主人公。我在这种既定的叙事中不断凿刻、规训自己。可事实是，我跟不上课堂进度，成绩吊车尾，甚至就连最简单的社会融入也是个难题。

但剥离掉外界冷硬的定义，回归生命个体，“天才”的标尺真的只有单一刻度吗？词语定义还有后半句，“智商并非唯一依据”。或许，每个人体内都潜藏着未被社会命名的特异性。说不准，敏感也是一种天才特质呢？但我明白，在以成绩或成果为标杆的校园中，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

除了“天才”，少年生的另一面是“伤仲永”——因后天努力不够，荒废才能，最终走向衰亡。大一结束，寓言应验。我有一门专业课挂科了。这意味着，传统的优秀学生标准已经将我淘汰。

我从小走的路就和普通人不同，在缺乏人际交往与心理支撑的情况下，早早以少年生的身份被推入大学。随之而来的现实是，我完全跟不上大学的课程进度，整个人已经透支到极点。挂科让我意识到，我连普通的好学生都做不到，更别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生。很多时候我都在默默祈祷，希望周围人只把我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同龄人。只要隐瞒少年生的身份，我就可以躲开那些理所当然的严苛审视，不用再拼命踮着脚尖去迎合世人的期待。

按常理说，这种处境理应让我彻底垮掉。可是，越是急于隐藏身份，越证明我深陷在优绩主义的惯性里无法自拔。明明现实中没有人苛求我必须出类拔萃，可少年生的头衔，带来的却是一种比做好学生还要严厉得多的自我约束。它就像永远悬在面前的那根胡萝卜，哪怕我已经精疲力竭，依然被它逼迫着硬撑向前。

逃离“伤仲永”

常规的保研路走不通了，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必须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大二上学期，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现实，既然成绩上不去，那就另辟蹊径，自己做出个项目用来填填简历也好。

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我直接跑去敲开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门，去为我的交叉课题寻求专业上的指导。我甚至自费千元举办学术沙龙，邀请不同学科的教授来做讲座。努力收获果实。我的项目成为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首个文理交叉学科项目，被升为国家级项目，并在结项答辩中被评为优秀。

王梓嫣的项目入选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成果展示会受访者供图

这些折腾让我在无意中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大一时，通识课上被动接受知识让我感到吃力且迷茫。但在主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研究里不断冒出的实际困难，我才意识到那些枯燥的基础知识有多么必要。相比于传统的单向授课，在解决具体问题的驱动下进行自学才是我更擅长的路径，这也让我重新建立起了对生活和自身能力的掌控感。

但我心里很清楚，向外求索的成就感只能提供一时的支撑，真正让我获得力量的是身边那些具体的人。

最早察觉我不对劲的，是我的室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日子里，她只要有空就会陪我，好几次把我从极度厌世的边缘生生拽了回来，就这么一直陪我熬过了这四年。

大二上学期，教网络安全基础课的王良民老师也注意到了我的状态。课后，他主动约我吃午饭。听我倒完苦水后，他问我：“要不到我的课题组里来试一试？”现在回想起来，他根本不需要一个大二学生去帮他解决什么难题，他只是想给我一个鼓励，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给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他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照顾，让我每周写信和他交流，倾听我的苦恼。在我压力大、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会买肯德基的蛋挞给我，用最简单的生活日常来宽慰我。他最常在信里叮嘱我的，就是让我“慢下来”“多出去走走”。

王老师曾在一封信里宽慰我：“你读少年班、拿到国家级立项，这些成就是你已经获得的。你不用担心未来做不好，你可以慢下来。”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直到今天，那种害怕慢下来、害怕泯然众人的恐惧依然会时不时地反扑。面对即将到来的20岁，我依然感到恐慌。真正的和解，远比想象中漫长和艰难。

我时常会跳脱出个人的处境，去审视拔尖人才的筛选机制。少年班理应收纳那些真正具备卓越科研禀赋的极少数人。但当一套筛选体系向下演变成另一种应试轨道时，它所测试的往往是机械的承压与突击能力，收获的也不一定是真正极具天赋的科研苗子。

回顾这段岁月，我跳过了按部就班的成长轨迹，也因此独自承担了漫长的迷茫与心理失重。人生只有永无止境的“上岸”。

我其实并没有迎来某种豁然开朗的结局。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想通“少年生”这三个字在我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少年生的身份带来一种类似于死循环的困局。外界的打量和自身的恐惧像两条无形的鞭子，逼着我只能向前赶。我依然会在深夜感到恐慌，害怕自己配不上这一光环，害怕一旦停下脚步，曾经承受的一切都会变成一场徒劳。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能找到那个完全自洽的自己。眼下，我只能带着满身的困顿与未解的焦虑，带着被时间追赶的巨大惯性，迈向我的20岁。